艱難時世需要一種負重的精神，需要一種禁欲式的苦行，因而一切與偉大的目標無關的娛樂、享受等都應被摒除在外，出於這樣一種純而又純的“清教徒”式的虔誠信念，40年代在延安的王實味曾專門撰文《野百合花》，對革命聖地——延安的所謂“舞曲金蓮步，歌囀玉堂春”予以批評和譏諷；並私下揚言恨不能用手榴彈來對付這種在“艱難時世”中的“找樂子”消遣的行為。他將此視為是對於“理想”的背叛，對於“時代”的背叛。王實味可以說是其時代的某種精神的極端化代表，隻不過他已經極端化到了變態的程度。他以一種苦行者、清教徒的戒律來生活，將全部生命寄托於其信仰之上，因而完全拒斥作為人的世俗生活、物質享受的一麵。這是其時代一位典型的靈魂負重者，尼采所說的那種“駱駝型”的人物，他的身心已完全被他所擔負的沉重的責任和使命感占據、壓倒了，而且他還要求別人都像他那樣生活。整個20世紀的大革命時代所推重的也正是這種“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革命者的道德人格，如中國無政府主義革命黨領袖劉師複也是這種傳奇式人物的代表，他在“反清”革命中因為用炸彈去炸滿清大員，失去了一隻胳膊，民國建立後，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把所有的一切都獻給了他所認定的主義、理想。他以這種近乎“完全”的革命者的“人格”，受到他的同誌的高度尊崇。一生強調“介入”和對於時代的擔當的薩特曾以自嘲的態度調侃過自己的負重心態：“全人類都已酣然入睡，隻留下我為他們站崗放哨。”20世紀是一個嚴峻的世紀，時代需要這樣一種有理想、有擔當的人生態度：為人類的生存、理想的實現可以並且應當付出個人的一切，直至生命。這是沉重的時代所賦予人的一種沉重的負荷，它甚至成為每個人都必須麵對而無法回避的事情。所以抗戰時出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在去國之前給身處淪陷區，首鼠兩端的知堂老人的最後一封信中，仍殷殷以“居士自會分清重與輕”相期，希望他能“飄然一杖南天下”，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個人生活為“輕”，在國難當頭之際做出負重的選擇。
1937～1945年所進行的抗日戰爭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場神聖的戰爭。“抗戰”成為那個時代“重”中之“重”，中國動員了全部的精神與物質力量來進行這場為民族求生存的神聖戰爭，文藝也成為這種為抗戰進行精神動員的最重要的手段。何為“抗戰文學”，並不是抗戰八年期間所出現的文學就可稱為“抗戰文學”，抗戰文學有它特定的內涵，正像當時人們定義的那樣：抗戰文學應直接描寫抗戰與民主鬥爭：“要用鐵的筆，蘸著鮮紅的血，在大眾心頭著力刻畫，使每一個人都怒吼，暴跳，這才是抗戰的文藝。”所以抗戰文學應該是對抗日戰爭中重大事件的記錄和反映，抗戰時期的每一重大戰役如盧溝橋事變、淞滬戰役、台兒莊大捷等，都成為抗戰文學的主要表現對象，“事件的文藝性和文藝的事件性。是抗戰文學的一大特色。為抗戰而犧牲文學的獨立性是時代要求文學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國文學中源遠流長的”文以載道“的傳統，也使文學主動地承擔起了服務於抗戰的責任，這似乎是不可違逆的時代趨勢。所以梁實秋在抗戰初期，一露出”文學與抗戰無關論“的苗頭就受到文藝界的痛詆、撻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西方，因為沒有如此深厚的”文以載道“的傳統，特別是進入現代社會後，文學與政治、道德領域分離而成為一個獨立領域，文學寫作完全成為個人的事情，所以社會對此也沒有什麼整體性的要求，因此在同樣卷入戰爭的英、美等國家，並沒有出現像中國抗戰文學這樣的景象。梁實秋的文學觀點在西方看來大概是一個不辯自明的事情，但在中國卻大成問題，這與國家卷入戰爭的程度也沒有多大關聯（二戰時期英國並不比中國輕鬆多少），它主要與作家的文化心態、文學理念有關。蘇聯與中國有些相似，是因為蘇聯已完成了對文化的大一統的改造，而中國現代主導文化走的正是蘇式的”主義政治的文化一統的道路。
然而由時局的危殆所形成的同心同德、眾誌成城的抗戰文學局麵在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參戰之後，情形有些鬆動。美、蘇的卷入戰爭特別是美國的對日宣戰，直接影響著二戰的進程，特別是對孤軍奮戰、獨立抵抗日本侵略者達六年之久的中國軍民以極大的精神上的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及其力量的壯大，使人們已可以預感到抗戰的最後勝利必將屬於中國。徐在《風蕭蕭》中曾這樣描述珍珠港事件：“一件震動世界的大事發生了……它波動了社會，還擾亂曆史和地圖，自從抗戰以來，它重新估計了我們民族流血的意義。”中國從此成為世界民主陣營中的一個重要成員，與英、美、蘇並稱抵抗法西斯的四大支柱。國際地位也明顯上升，42年英、美就宣布廢止了他們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在這種國際形勢下，中國人繃緊的神經開始鬆弛下來，被戰爭中斷的一些問題開始重新受到關注。42年之後，大後方的文化界出現了一個建立在“多難興邦”的信念之上的文化繁榮局麵，這個“戰時文化重建運動”一時有“東方文化複興”之稱。馮友蘭的《貞元六書》、錢穆的《國史大綱》、賀麟的《人心與人生》等，多出版於這個時期。“戰國策派”這種文化、文學流派在此時也非常活躍。作家也大都放棄一些宣傳性的短製，而進入長篇小說創作。如老舍開始寫《四世同堂》，巴金開始寫《寒夜》，沙汀寫《困獸記》，路翎開始寫《財主的兒女們》等等。延安等解放區文學在經過“文藝整風”後，表現階級鬥爭的政治傾向開始成為主導傾向，後來影響甚大的歌劇《白毛女》，就出現於1942年，已明顯疏離了“抗戰文學”的主題。在這種形勢之下，國統區的大後方文學也開始進入一個多元共生的繁盛時期，所以方形成了“43、44年”的所謂“徐、無名氏年”（《風蕭蕭》在《掃蕩報》連載引起轟動，《北極風情畫》在《華北新聞》連載引起轟動），徐和無名氏就是在這種整體緊張的戰爭的“間歇”中，發表出他們的代表作並一舉成名的。徐和無名氏小說的意義，主要在於它使在極端環境下被時代話語的海洋所吞沒的個人話語再一次浮出海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