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時代寫作”之外的一種“例外”的存在，徐和無名氏現身於文壇的自我形象首先是一種“沉思的哲人”形象，這種自我定位使其身份帶有一種遊離於社會生活之外的不確定性。不管從他們本人還是從其作品中作者的化身來看，兩個人都是喜歡作超越現實的哲學的沉思，情感的分析和剖白，具有唯美情調，帶有點享樂、逍遙色彩的現代才人形象。喜歡作沉思冥想，使他們與生活世界保持了一段距離，力圖參透生命現象、生活現象背後的真實，這就使他們不是以一種參與者、行動者的態度去介入生活，而是以一種觀察者和內省者的身份來看待生活：不是融於生活而是與生活疏離，這是保持觀察的一個前提，不管是哲學觀照還是美的審視，都需要這麼一個前提。這種哲學興趣和唯美情調都屬於私人性的領域，表現他們個人對人生的理解，沉迷於自己種情的私人化的生活情調。他們小說中的主人公多是一種衣食無憂，優遊散漫，長於思辨而又無所作為的中間階層“有閑者”和“藝術家”形象，多少有點逍遙出世的享樂主義色彩。相對於時代的那種“駱駝型”的精神負重者而言，他們顯得輕逸、飄忽，不願卷入過深的現實糾葛中，而傾向於憑借幻想，擺脫掉現實之累和身體之累，進入一種純虛構的領域、夢幻的世界，來感受人生，體味生活。這使他們與執著於現實的“時代寫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新浪漫派”這種輕逸、飄忽的人生、文學態度，在抗戰這個血與火的時代也開始有所變化、調整。具體說來徐將小說從原來的純虛構境界，搬回到現實世界。開始在個人與時代的交互關係中繼續他的浪漫之旅；無名氏則由對“時代”的全力關注轉向對個人的關注，開始形成他個人化的對時代和人生的理解。輕逸和沉重的對立既是前此所述的“夢”與“理想”的對立的延續，也是“時代”與“永生”之間的對立。輕逸者並不是不關心“時代”，而是他注意到了在其時代的生活現實之中“時代”和“永生”之間的斷裂、“真際”與“實際”之間的分離，所以，他不再相信憑借對“時代”的全力關注就可以抵達他心目中的真實，所以，在他那裏“時代”就變成了一種人的存在維度，人成為他關注的中心。他開始意識到“時代負重者”所關注的問題也未必真是“重大問題”，特別是當他把人完全看成“時代”的附庸的時候，他自己也就成了“時代”的犧牲品，使時代“成為一種他人的時代”，而失去了對於時代的個人性的理解。由此，他不再滿足於對時代的圖解，而傾向於表現人是怎樣被卷入時代，以及作為個體的人對於時代的感受和體驗，並努力將“時代”和“永生”結合起來。所謂“永生”的意思，並不是“不死的”，而是屬我的、美好的、精神性的。時代和永生之間的斷裂在於當個人被沉重、必然的價值所占據、主宰，他就喪失了他的個人的、屬我的感覺，而成為一個空洞的時代符號。所以，作為審美主義者，他們比較注重的還是文學與時代之間的一種審美距離以及一種人的存在的時代維度。
唯美的、神聖的情人是徐和無名氏現身於文壇的第二個角色，這也同樣代表著一個可以從世俗羈絆中脫身而出的輕逸姿態。徐情愛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往往是一位“獨身主義者”，這看似矛盾，實則“獨身主義”恰恰是他可以“為愛情而愛情”的一個前提。因為這位唯美主義者的談情說愛不以婚姻為目的，不以性欲滿足為導向，他的“愛情”是一種“精神化的、出世的愛情”。所以他視女性如看一朵花、一幅畫那樣，保持一種無欲的審美心態，他筆下的女性都是經他對象化的審美感知後的呈現。某種意態，某種神韻都是作者賦予她的本質，與女性對象所喚起的主人公的審美反應，與女性自身倒沒有多大關聯。它是一種浪漫主義主觀想象的產物。因為他本來就不是把其筆下的女性作為和他對話交流的生活中的人來看待的。他筆下的女性人物隻是他浪漫主義的美的載體、美的理念的顯現，這與現實主義作家對待人物的態度是大有區別的。無名氏小說中的主人公對女性的態度則往往是始於唯美，首先為精彩豔豔的美所震撼，而終於癡情，追求一種浪漫主義愛情的強度和深度。與蜻蜓點水式的徐飄搖不定的泛愛相比，無名氏筆下的人物則是情癡，他追求的是一種超凡出世驚天動地的愛情。他卷入人生的深度要比徐深得多，但也因之失去了徐的那種哲人的輕盈和優雅。愛情是超時代的人生主題，也是超時代的文學主題，對永遠給人以誘惑的浪漫和愛情的表現自然會得到讀者普遍的心靈共鳴。徐和無名氏通過這種對個人私人情感、情趣的披露，而讓他者參與到了自我的意識活動之中，從而實現了與他者的心靈溝通。這種極端“私人性的寫作”——當事人的筆記（在無名氏的《北》和《塔》中都托言是“主人公”諱莫如深、堅不肯露的絕對隱私，主人公一再叮嚀“我”不得公開，要謹守諾言雲雲，否則要受天譴），雖然它表現的是純個體的內心世界，但其目的和效果就不再是自我欣賞，而是表現出一種具有公共性的個人性。漢娜·阿倫特曾這樣談到浪漫主義的個人性問題：“盧梭和浪漫主義通過對社會的反叛發現了隱私性，這種反叛首先針對的是社會領域的那種欲將一切削平的要求，即我們今天所說的內在於每一社會的順從主義。”所謂順從主義即視社會如家庭、假設人們都是僅有一個觀點一種利益的家庭成員。代表著這種共同利益和單一觀點的是家長，他們根據這種利益和觀點來進行統治，讓大家同心同德地奔向某個目標。這是一種前現代的家族式社會，而現代公共領域則是“專供個人施展個性的，這是一個人證明自己的真實的和不可替代的價值的唯一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