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時代常見的“革命加戀愛”小說模式表現的是一種具有典型意義的時代命題不同，吸引無名氏則是愛情的自身神奇性。小說中的男主人林之愛上奧蕾利婭首先是震驚於她驚人的美貌，無名氏用詩的語言極力描述了女主人公的美貌。無名氏是一位對這種女性的容貌美情有獨鍾的作家，在這一點上，他不顧及人們對他可能有的“重貌不重人”的指責、因為在這種對於容貌美的關注的背後，還有他的一整套的“哲學”的，這種哲學沒有現成的名字，姑且稱之為無名氏的“胴體現象學”。在這種“現象學”看來，人的肉體是一種符號，一種“浸透了宇宙和星球意味的符號”，它並不是對本質的遮蓋，恰恰自身就反映著本質。這就與“相麵術”的思維方式有些相似的，但它關心的不是相貌上表現出的人的福禍壽天的征兆，而是人的天性、靈魂，一種對於人性的非理性的直觀把握。他從外貌上就可以看出女主人公是一個至性至情的女子，一個具有極大的“靈魂深度和情感強度”的女子。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原初印象，愛情就難以發生。在此之後吸引他的才是女主人公的智慧、情愫、氣質、格調等等。林和奧蕾利婭的愛情是在現實背景下發生的，有它的社會性的因素。這些社會性因素阻礙著他們的愛情，但正是這種阻礙卻產生出一場置之絕地而後生的驚天動地的愛情。無名氏著力表現的也正是這種愛情的神秘性、盲目性、超社會性，使一切不可能都成為可能的特性。小說中的林是一位韓國人，亡國之後流浪到中國，參加了馬占山將軍的抗日義勇軍，與中韓共同的敵人日軍作戰。但由於敵我懸殊，東北抗日義勇軍節節失利，不得不流亡蘇聯。在這種冰天雪地的流亡之中，林的心境自然是可以預料的：“隻覺得是前途茫茫，自己好似一個已判決死刑的囚犯，正在向法場前進，隨著每一天過去，我離法場更近了，而那個死刑，就是接近瘋狂的絕望，成者就是疾病或死亡。”飽嚐亡國之痛的林，本希望憑著中韓的共同努力，完成韓國的民族革命，而現在連中國的民族革命都遭受到了這樣沉重的打擊，韓國的獨立革命也就無從說起。身處異國他鄉，又逢亂世，失路之人的心境自然是悲苦的、寂寞的。林在初識奧蕾利婭時，不無一種輕浮、遊戲的動機，無非是想借此驅走身在異鄉的寂寞。這從他在那個著名的“誤會”中的表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明知奧蕾利婭認錯了人，故意往前跑，引誘奧蕾利婭上鉤。待到奧蕾利婭追上時，又將計就計，摟住奧蕾利婭長吻。待到奧蕾利婭發現認錯了人，又油嘴滑舌地巧辯。說明這位行伍出身的“林上校”，並不是我們在一般言情小說中所見到的那種純情少年，而是一位風流倜儻、江湖氣十足的軍官。卜乃夫曾說過他是曾以欣賞的態度來看待李範奭將軍為數不少的風流韻事的，這種欣賞態度在小說中也時有表現。這表現在林與奧蕾利婭初交時所動用的心計、權謀、手段。他是以“愛情角逐中的強者”的形象出現的，這在純情派看來難免有“玩弄女性”之嫌。但林對愛情的態度仍然應該說是嚴肅真誠的。林在追求奧蕾利婭的過程中心理上不無矛盾和猶疑。“理智上，我極願這份奇遇趕快終止，雙方都不會感到什麼不愉快，最多隻是怏怏而已。而這點怏怏感，就可以防止這些戲弄假成真。可是感情上，我總狠不下心。我無法擺脫這個女孩子的魔力，隻要一天我還在托木斯克，隻要一天她不明白表示討厭我，我就無法永遠離開她。人真是個可憐的動物，除非能把自己訓練成一塊石頭，否則就無法不做感情的俘虜。”“未來”對於林來說也是暗淡無光的，它“是一個渺茫的字，我能知道明天、後天。卻無法預測明年、後年或十年後”。這種對於“未來”的懷疑，開始使林關注當下的生存：“我們在東北的抗戰失敗了，中國自己正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那有餘力幫助韓國光複？整個民族前景茫茫，個人還有什麼永恒的幸福未來？可是這並不妨礙我追求短暫的幸福的火花。一個人不能想得太遠，他隻能生活在赤裸裸的現實中。當現實的杜鵑花開遍春天的原野時，我們就該沉醉於它的色香之中。奧蕾利婭正是這樣一朵杜鵑花。我絕不能放棄奧蕾利婭的友誼。”
這種看待幸福的務實主義態度就帶上了及時行樂、遊戲人生的色彩。而他所采取的“於連”式的進攻策略，也使這場愛情一開始就偏離了不識人間煙火的純真愛情的軌道。但這也正是無名氏的大膽之處，他可以在小說的高潮處來一個逆轉，讓一切務實的、功利的、個人的考慮隱隱消退，讓愛情的強光穿雲而出，超越世俗，甚至超越生命來達到它的極致。當與這種愛情遭遇之後，林和奧蕾利婭都已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而隻能聽從於愛的召喚，將自己奉獻於愛的祭壇之上，成為愛的犧牲。所以小說最後的結局是一殉情自殺，一雖生猶死，這正點明了愛情的不可抗拒的神秘特性。
如果說《北》所講述的還是身處時代激流中的韓國革命者的愛情悲劇，《塔》所選中的主人公則是一個動蕩時代的邊緣人、與“時代”氣氛極不和諧的唯美主義者。《塔》主要表現的是唯美主義的愛情之夢及其在現實中的墜落。羅聖提是以一種唯美主義的態度來看待人生的：他認為生命裏的歡笑與快樂，就是每一刹那的微妙沉醉。他傾心於生命中的那種瞬間的快意和沉醉，人生的目的就在於生命本身，他不是為實現某種預言，完成某種使命來生活的。他注重的是人生的一種當下狀態，感性體驗。按照克爾凱格爾的說法，它是一種審美主義的人生方式。所謂審美主義就是指直接迎合感官需要的東西。這種生活方式的特點在於率性任情、及時行樂，他力圖把自己的生活轉變成藝術，以便得到最大限度的歡樂和最小程度的煩惱，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必須對別人或道義都采取不承擔責任的態度，必須為取得及時的歡樂而生活。這種生活固然可以使人得到片刻的滿足，但並不能成為最後的滿足。一味輕浮地在快樂當中轉來轉去，他便難以了解生活的真諦，也決不能深入到生活的道德和宗教領域。他隻能成為一個飄浮在水麵上的浮漚。這樣一種生活態度自然與嚴峻的時代極不諧調，但羅聖提預先為自己作了這樣的辯解：“也許不少正人君子會認為這種生活觀念太虛浮，沾享樂色彩。可是或者他們用岩石性的神經，麵對美的感受，或者他們虛偽的掩飾自己的實際享受，或者他們否定現實生活中美的成份，否則他們就無法抹煞這一觀念在痛苦的人生中的補償價值。”羅聖提的唯美主義不是“頹加蕩”的醇酒美女，而是追求一種塵世中的靈的享受，他對女人的興趣，“與其說是生物學的，不如說是美學的，許多男人珍視女人的肉體和官能滿足，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甚至是愛情的最高結晶。如果這種理論能圓滿成立，那麼街頭野狗最懂得愛情了。”在羅聖提的眼中，可愛的女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命，他寧願花開在園裏，鳥飛在天上，“不願看花兒開在我手上，鳥走在我肩上。”他很少帶衝動意味地欣賞女子肉體，認為一個女人的形體美，隻有和性靈美溶合在一起時，才值得注意。他觀賞一個女人的形體，與品鑒希臘雕刻“維納斯神像”，並無多大區別。他的品評女性的著眼點在於美學情調，基於這種態度，他認為男女關係也是一種美學，一種藝術。男女的接觸正象琴手與琴弦，接觸得越微妙，越自然，越藝術，發出來的音籟愈動聽，愈和諧。這種審美態度實則是一種將萬物予以對象化的審視的態度，它將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存在變成了一個唯美的存在，實則是對審美對象的非人化、異化。在這種非功利、超肉欲的審美態度的背後隱藏著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潔癖、一種對於真正的生活的恐懼和逃避。正如羅聖提在黎薇春情萌動時給她吃鎮靜劑一樣，他要的不是黎薇整個的人，而迷戀的隻是由她而產生的美的精神幻象。正由於此，所以這種唯美的愛情與現實相遇時的悲劇性結局是無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