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和《塔》探詢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的方式和“時代寫作”是迥異其趣的。時代主流文學的人生理想是將個人人生價值的實現與某種社會目標的實現統一在一起的，所以它的確立是必須建立在對個人異己性因素予以克服的前提下的。而無名氏對於人生意義的探尋方式則是個人性、差異性、回味、體驗性的。《北》的最後，林在講完他的人生故事這樣談到他對人生的感悟：“在生活裏麵，你常常可以碰到一種不可抗拒的神秘阻力。這種阻力，你年輕時還不顯得怎樣沉重，有時候隻要你咬一咬牙關，搖一搖頭，說一個”不“字，它似乎就退開了。但是隨著你年齡的增加，額上皺紋加深，它一天一天變得強大起來，到了最後，你連搖頭說‘不’的勇氣都沒有了。不，不是沒有勇氣了，是沒有興趣。年輕時，你覺得這種搖頭是可讚美的，中年後，你感到這是不美的，終於你承認它是一種堅不可拔的存在……愈是認真追求幸福的人，愈不容易得到幸福。倒是並不怎樣追求它的人，它卻時而在他的身邊輕團團轉，而且真當幸福在你身邊時，你不一定知道，等到你知道了，它常常已消失了。”這與佛教講的破除“我執”的問題是相通的。“我”刻意的主觀的幸福追求與外部世界的非理性的無情冷漠變化無常構成對立。世界並不是為“我”所設置的，相反我為世界所造就和播弄。所以，“幸福”隻能求之於內，而難以求之於外。並且“幸福”追求本身就接近虛妄，《百喻經》中說：“諸佛說言：三界無安，皆是火宅；凡夫倒惑，橫生樂想。”如“幸福”者，“求時甚苦，既獲得已，守護亦苦；後還失之，憂念複苦。於三時中，都無有樂。”何“幸福”之有？周作人說：人間最殘酷的學問是曆史，它可以揭示人眼上的鱗，讓人看到曆史和人性中層疊遊積的黑暗；那麼人間“最殘酷”的信仰當屬宗教，它讓沉溺於浪漫的戀人和陶醉於事功的英雄都意識到自己所迷執者的虛妄，從“萬有皆幻”的角度去體驗一下生命無法承受之輕，從一個更高的境界來覺解人生。無名氏說，“解脫者也能欣賞塵世一切……他所要享受的，隻是它們的刹那，而不是它們的永久……隻有站在”永生“的觀點，才能極透徹的了解刹那的美。”這實際上就是告訴人們塵世中的“永久”就是刹那間的體驗和感受，一種偶在的生命個體突破自身與“神性”、“永恒”合而為一的瞬間感受。
《塔》主要表現的是一種唯美信仰與道德理性之間的衝突，這是一種內在的心靈的衝突。《塔》寫愛情仍帶有一種男女鬥法的味道。“我”以高傲對高傲，以無為達至無不為。“我”的戀愛觀是我會把生命交給一個女子，而絲毫不想取得什麼，甚至她的一言一笑。而這種“偽高尚”的態度對黎薇則極不公平，她成了我的這種唯美的戀愛觀的犧牲品，她是全身心地投入了這場愛情的。相對於男主角羅聖提，黎薇在愛情上表現得更為熱情和勇敢。這位高傲的女子不愛人則已，一旦愛上，便如火山爆發一樣強烈。她把記錄內心情感的四冊日記送給羅聖提看，等於向他直接表白愛情。兩人泛舟玄武湖時，熱烈地擁抱在一起，黎薇用最深情、最纏綿的聲音向羅表達了她熾熱的愛情。但羅願意接受這種愛，卻不敢承受這種愛所帶來的風險和責任。他是一個有婦之夫，他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優裕的經濟收入，他不願毀掉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要反問自己有什麼權利、資格接受黎薇的犧牲？為什麼自己不能為家庭、為社會、為傳統、為黎薇的前途來犧牲自己？一位生活中的唯美主義者一觸及現實問題，就遇到了道德上的阻礙，使愛和美與道德發生了正麵衝突。麵對困境他尋不出兩全之策，最後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占了上風，他一手按排了黎薇的戀愛、婚姻，想給黎薇找到幸福，反而釀成黎薇的生活悲劇。於此他也就觸及到了現代生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美與善的衝突和分離，而不是統一，才是生活中的常態。作為一個既要愛美、也要求善的人，他無法不陷入一種自我分裂之境。
羅始終徘徊於這種兩難之間，當他得知黎薇的不幸，不遠萬裏來到偏遠的西康，想來彌補自己的過失時，黎已經變得癡呆、衰老，兩鬢斑白，完全不是羅聖提心中的那個“美”的化身了。羅聖提眼前的黎薇已是熱情燃淨後的殘骸和灰燼，他感到“這裏並沒有我的薇，所有的隻是一座墳墓，一個黑暗深淵。它們正在開始吞噬我。我再留下去，會發瘋的……我的心靈狀態，從未準備過這樣一種奇異的變形。我也不想接受這種變形。我隻有離開她，馬上離開她。”羅聖提麵對前後絕對判若兩人的黎薇，無法接受這種現實，隻好逃走。但逃走後的羅聖提並沒能擺脫掉黎薇的陰影，愛與美的幻滅使他萬念皆灰，心似枯井。而追求“道德完善”又似乎是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他深刻感受到了愛與美和道德理性之間存在的勢如水火兩難處境。（無名氏曾提到紀德的《地糧》，並受其影響，不知他讀沒讀到紀德的《窄門》和《背德者》，這兩篇小說都是表現人的感性生命與道德理性的衝突的。）
與五四以來新文學處理這種愛情悲劇式的態度不同，無名氏並沒有一邊倒地認同愛情至上、個人自由的啟蒙主義的解決方式，而是深刻感受到了愛與美和道德理性之間存在的勢如水火兩難處境。這是因為他意識到不僅“愛情”是一種應該肯定的價值，“道德完善”也同樣是一種應該肯定的價值，兩者之間的衝突不是像五四人那樣可以以簡單的“新舊衝突”化解掉的，正因為有這樣一種對美和善的兩難性的正視，所以主人公不相信對這種根本性的人生困境會有某種兩全其美、一勞永逸的解決方式。對於調和兩者之間矛盾的絕望最終使他接近了宗教、講道德的人是憑知識、理性去談論“善惡”，而信宗教的人則根據“實在”“幻相”去把握人生、世界，從而放棄自我，達到與宇宙自然的合而為一的。羅聖提“變賣了一切，隱逸華山，準備把殘缺的生命交給大自然。我本來自大自然，此刻再交還它，實在千該萬該。也隻有在它身邊，我才能獲得一點慰藉。”在以道德態度來生存，仍無法解決人生的痛苦和矛盾時，他走向了宗教。對於羅聖提的這種選擇，小說的敘述者表現出的是遺憾和歎息，他不見得讚同羅聖提的選擇，但對羅聖提所遭遇的人生困境，卻給與了充分的了解之同情。
對於《北》和《塔》，雖然是在讀者中造成了極大的反響，但當時的文壇卻對此表現出了漠視和批評。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批評界認為這類小說“格調不高”，小說中林上校一開始對女性的態度不太嚴肅甚至有“玩弄女性”的傾向。這是因為《北》中的主人公不是以往愛情小說中常見的純情少年形象，而是一位風流倜儻、久曆情場的“舊軍官”，他所固有的“江湖氣”和民間性，與主導文學的嚴肅的人生態度和精英文化屬性就是不相容的。像羅聖提之類的優雅閑適、浪漫唯美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是為這個嚴峻的時代所側目、貶斥的對象。所以無名氏小說的這種“非嚴肅性”、“不進步性”和“羅曼蒂克傾向”使它嚴重偏離了政治對文學的時代要求，注定會受到來自“進步”和“反動”兩個文化陣營的共同排斥。其次，時代文壇主要擔憂的還是這種小說偏離現實的浪漫傾向，會衝淡時代的主題——“抗戰”和“求民主的呼聲”。無名氏也不滿於《北》和《塔》，而推重他後來寫的《無名書》六卷。這是因為，他並不以回到以《紅樓夢》等為代表的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普遍出現過的“情幻小說模式”為滿足，他並不完全認同小說中主人公的人生態度、人生選擇，他的人生和藝術的探索意向在《北》和《塔》中也沒有得到充分表現。這兩篇小說都是假當事人筆記形式來敘述的，小說中隻有一種主要的聲音，所以有一種作家被敘述人牽著走的傾向。這在他的《無名書》中，就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他超越了《北》和《塔》時期的浪漫、唯美傾向，與“時代”進行了更為廣泛的對話，從中可以看到他從個人性的文化立場出發，對於“時代”的獨特擔當和探尋人生真諦的心靈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