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徐抗戰時期的創作，大多數論者會強調其創作雖在抗日的時代背景下展開，但壓倒一切的還是他的“愛情”和“浪漫”。這給人一種印象仿佛徐是以不變應多變，“愛情”和“浪漫”成為與時代隔絕的一個孤立的領域。這種說法無助於對徐的小說進行更深入的理解。問題在於徐的“愛情”和“浪漫”究竟有什麼具體的內涵，它究竟是對現實的回避還是對現實的感應？“愛情”和“浪漫”和這個時代是什麼關係？在其時代語境中，“愛情”和“浪漫”意味著什麼？
“愛情”和“浪漫”是徐對現實的獨特的回應方式，它與其時代的現實生活是有著深層的關聯的，甚至可以說是息息相關的。隻不過這種關係不是一種摹本和原型的關係，而是一種刺激回應，以一種現實取代另一種現實的關係。先看徐在40年代寫的兩個劇本《月亮》和《生與死》。全劇的中心意象是月亮，“月亮”既是清純無邪的愛的化身——女主角的名字，也是與太陽相對的自然的存在，暗夜裏的月亮。月亮在劇中人的感覺中是與太陽相對立的另一個世界。深愛著“月亮”這位少女的大少爺聞天對自然界的月亮有這樣的感覺：“我對於月亮有很多想象，我覺得太陽是鹹的，月亮是甜的，太陽是硬的，月亮是軟的，太陽像是悲壯的軍樂，月亮像是纏綿的情曲，太陽是壓在我們頭上，叫我們下沉，下沉，月亮是浮在我們心上，帶我們上升，上升……”月亮屬於夜，屬於詩，屬於女性純真，無我的聖潔的愛，而太陽屬於白天，屬於理性，屬於爭鬥，屬於一種異已力量的威壓。月亮的世界是一個屬於愛的世界，而太陽的世界則一個屬於怨恨、爭鬥的世界。在白天的世界，人們帶著一種複仇的心理尋找公道：張盛藻的母親一直在尋找導致她家破落的、卷款私逃的仆人李勳治；“月亮”姑娘也迫於外在壓力不敢愛其所愛。在清輝彌滿的月亮的世界裏，人們則可以看到這種怨恨、爭鬥的化解，“月亮”姑娘也終於對著垂死的戀人坦白了她的真愛：“我的確不是少爺們愛培養的花朵，而是泥，是日光，我在支持這個垂死的花朵，我沒有能力使他活，但我的確給他非常安詳的死。”她的哥哥是一個仇恨一切有錢人的“階級論者”，讓妹妹與同是仆人的司機張盛藻談戀愛。
“月亮”姑娘聽從了，拒絕了大少爺的愛，但她真正愛的卻是“能體會任何人的生活、心境”的善良病弱的大少爺。但是“每次，我意識到有點愛他的時候，我總提防著這或許是我的虛榮心作祟，是我貪物質的享受在作祟，我怕我存違背我哥哥的信念，盛藻的勝利是因為他不是少爺，沒有地位……”“月亮”姑娘的愛的表白讓聞天微笑著死去了，這也給“月亮”姑娘以極大的安慰，“他要死，但他含著笑死的，這笑是信仰，是堅固的信仰，是永生的信仰，好像教徒相信靈魂可以因此進天堂的信仰，好像我的話是天國的福音。有那麼一個人，她有本事可以騙一個有這樣信仰的人嗎？”當張母找到了她的仇人李勳治，李已破產，成了窮光蛋。兩家的兒女又在遊行中被日軍打死，他們都成了一無所有的失敗者和受難者。“複仇”也就失去了意義。他們隻剩下了共同的敵人——日寇。《生與死》則集中表現的則是一種彌漫於社會的“怨恨”心態，一種怨恨、複仇哲學。劇中的劍曉，為了籌一筆錢，救被捕的朋友，被惡少雇傭，去殺素不相識的惡少的情敵。但劍曉殺錯了，殺死了一個無辜的人。而且還有另一個人，因為這個案子，而無辜被拘捕成為嫌疑犯。最後本可以逃脫的劍曉，還是決定去投案自首，承擔他的責任。他這樣解釋他的行為：“都不是為你們，是為我的思想與情感。因為我恨這個社會，恨這個社會上的不平等，我殺過人，在軍隊的時候，我殺人，我以為那次殺人以後，我們可以平等了。但是死的是我們這些兵士，結果世界還是那樣，我是一個戰場上剩下來的生命，死在我是沒有什麼的。在大流血以後，社會、國家對我們沒有同情與憐惜有錢的闊人還是這樣殘忍，窮人還是這樣苦，沒有滿足我們一點點理想與希望。憐惜我的隻是母親與妹妹，還有守白一樣的朋友，所以我願意為母親和妹妹冒險。現在想來這件事是錯了，是懦弱的行為，但可以慰藉的是我不是為自己，為愛，我去革命，從軍打仗，為愛我被收買。我殺了人，現在為愛，我去就死。”由此可知，徐的“愛”和“浪漫”是有它的現實針對性的，當他把所恨者還原為具體的人，而不是社會中某類人的代表、罪惡的化身的時候，“愛”的意義就浮現出來了，因為惡不是完全由社會造成的，它也源於人性自身的殘缺。因此僅靠社會的改造並不能真正消滅惡。所以他的“愛”的理念是相對於“恨”的現實而出現的，“浪漫”則源於生活現實的僵化、殘缺和匱乏。《兄弟》這個劇大概是抗戰時期為數不多的一個，從人性、親情的角度控訴戰爭罪惡的反戰話劇。一對兼有中日民族血緣的親兄弟成為戰爭中的對手，兄弟親情與你死我活的敵對現實構成了尖銳衝突。他們都想勸說對方轉變立場但都未如願，最後兩人都死於這場殘酷的戰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