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的象征物是“燈光”，是“水蓮”，是清純出世，一塵不染的美。她有藝術天賦又有哲學樂趣，更重要的她與主人公徐一樣都對人生同持一種精神之愛的信仰。她愛徐，但這種愛與情欲無關，也不以結婚為目的，正像她自己所說：“我的前途是愛，我的生命是愛。我愛音樂，並不以音樂為我的事業，這因為是我在愛；我愛哲學，並不想研究哲學，也因為我是在愛，即使我愛浮華，也隻因我在愛，這‘愛’才是我的目的，是我的前途，我的生命。”小說在開篇時提到徐要尋找的美與道德的同一個哲學淵源到結尾由海倫將其點明了，那就是愛是道德與美的基礎、靈魂。無愛，道德和美即無處安身，這種愛是一種與上帝的胸懷相等的宗教性的愛，即使是在亂世，在刀光劍影之中，因愛的存在，也就有人性的存在，也就給冷酷、暴虐，充滿密謀和陷阱的時代帶來一種溫情和暖意。徐最後離開海倫去內地參加抗戰，他認為他的工作是戰爭的，民族的，而海倫的工作則是屬於和平的，人世的，但“我的是暫時的，而你的是永久的”，海倫的愛是一種具超越性的愛。然而當民族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作為民族的一分子，徐首先須致力的是民族之愛。所以他不避危險地投入到戰爭之中，與白蘋和梅瀛子一起為民族之愛而流血戰鬥，表現出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情懷。但他知道他所致力隻是一個暫時的目標，而海倫的愛才是永久的信仰。他身處戰爭之中，向往的仍是和平的人性的未來。所以他寫戰爭，仍對戰爭持一種超越性的眼光，而不是把戰時狀態視為是永久合理狀態。他對梅瀛子利用海倫計謀的反感（梅讓海倫與日軍交際，而不顧可能發生的對海倫個人的傷害。她的邏輯是先要海倫痛苦，再要海倫痛恨，最後將海倫變成最堅強的武器），也正在於此。徐在《時間的去處》中有這樣一段詩句：“念多少的血流染紅土地，曆史是弱肉強食的記載，且待風暴掀起狂濤，看哪一顆燈光還可以存在？”海倫這顆燈光是否也會熄滅在一浪接一浪的20世紀的狂風暴雨之中？徐的擔憂並不是庸人自擾的杞人之憂。
《風蕭蕭》是在一個看似娛世的情愛傳奇小說的故事中寄寓作家對於人性、時代、道德和美的思考和憂慮的。美如果脫離了善、它就變成了一種欲望中心的情調、趣味、感覺，一種無“靈”性的感性生存狀態，它是徐無法接受的；而善如果脫離了美，它同樣麵臨著無視人的情感、欲望等感性生存要求，用各種各樣的所謂的“天理”“道德”去扭曲、摧殘“人欲”的可能，這也是作為審美個人主義的徐所不能接受的；而文學與真的脫離，則真正意味著文學完全脫離人生，成為一種“不及物的寫作”，一種失去所指的“能指遊戲”，這與徐的浪漫主義的淑世理念也是相左的。麵對這種典型的現代性道德、美學、曆史、文化困境，徐的選擇是以愛去重新統攝真善美的分離，使文學的真實原則、道德原則和美的原則在此基礎上重新達至統一，這正是其“反現代”的審美現代性的集中體現。
徐還有一篇取材於孤島時期的小說《燈》，則是用一種“反英雄”化的方式剖析了一位戰爭受難者的內心世界。羅形累於“我”有奪“妻”之恨，然而他卻是為國民政府工作的間諜。“我”因為受羅牽連，被日軍抓進牢裏，被嚴刑拷打，但堅不吐露羅的下落，這並不是出於高貴性格，愛國熱誠，而隻是出於一種“沒有理由的本能，一個奇怪的道德本能”。它是一種類似於“良知”的東西，屬於一種宗教性道德而不是社會性道德。我成為“英雄”還是成為“罪人”，好像都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我隻是一個平常人，憑著我做人的道德本能行事而已，我的肉體的忍受能力是有限的，並不是一個超人式的英雄。這是徐對人性的洞察幽微的地方。“抗戰八股”強調的多是社會性因素，而徐則關注到了人的道德本能和利已本能交織的“綜錯可恥”的心理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