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書》是一部理念化色彩極重的文化哲學小說，與一般的現實主義的文學不同，它是作者淩駕於生活世界之上的高空飛行、心靈探險。因此我分析這部作品的方式是首先注重對《無名書》的思想脈絡的宏觀整體把握。我傾向於將《無名書》納入到其所產生的具體時代語境中去考察，認為《無名書》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是作家自身穿越時代的精神之旅、心靈自傳，在此過程中，他與時代最具影響力的信仰體係、價值觀念進行了獨具特色的回應和對話，立足時代而又超出時代之外，表達了他對現代人類社會的深遠的人文主義關懷。《無名書》共分六卷，集中表現的是主人公印蒂上下求索，探尋宇宙本體、人生真諦的艱難曲折的心路曆程。第一卷《野獸野獸野獸》表現的是印蒂如何忘我地投身於“北伐”大革命的時代浪潮之中，如何為“四一二”屠殺的血腥和殘暴所震驚，又如何因革命組織內部的勾心鬥角、冷酷無情而幻滅，呈現主人公由一個狂熱的改造社會的理想主義者走向自我懷疑的思想、情感變化過程。第二卷《海豔》表現主人公在浪漫愛情、空靈之境中的沉醉和超越。第三卷《金色的蛇夜》（上、下冊）表現主人公沉入人欲橫流的大都市銷金窟裏去體味“墮落”的真義，虛無的快感。第四卷《死的岩層》則是寫主人公在擺脫了上述的“俗諦”之羈絆之後，向宗教去尋找最高智慧，並最終幻滅的過程。第五卷《開花在星雲以外》突破宗教束縛，以東方“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融合東西方文化，最終形成他的“星球哲學”的心靈探索曆程。第六卷《創世紀大菩提》則是寫主人公在“星球哲學”的指導下的知行合一的人生實踐。他要於“歐洲文化”和“蘇聯文化”之外，探索一條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之路。至此，為主人公的心靈探索曆程畫上了句號。
徐先生在論及中國現代史上的幾大文化、政治思潮對新文學的影響時，曾偶爾提及“新儒家”，他認為新儒家對其時代的文學創作基本上沒有發生影響，理由在於現代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出現具有鮮明的“新儒家”文化精神趨向的文學創作。這個論斷一般來說並沒有錯，但它的“不確”，在於他沒有看到無名氏的《無名書》特別是《無名書》的後三卷。但這不能怪徐先生無知，因為構思於40年代的《無名書稿》全部出齊，已是80年代的事情了。那時徐先生已將撒手人寰。《無名書》就是與“新儒家”有同一文化血緣，以天人合一的東方文化視角來穿透時代，從而表現出超越時代的深廣的人文關懷的巨作。
（1）、《無名書》與“戰時中國文化重建運動”
《無名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看似一道天外飛來的奇崛、怪兀的風景，但它的出現還是有脈絡可尋的，它與其時代的社會文化思潮還是有著血肉聯係的。40年代的抗戰大後方，曾出現過一個以“東文文藝複興”為標榜的“戰時中國文化重建運動”。這個文化運動一方麵受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國際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出現的決定性轉折的鼓舞；一方麵是為戰爭所打斷的從五四以來就開始的現代文化論爭的繼續。抗戰時期高昂的政治民族主義情緒，在大後方知識分子身上發而為高亢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當然這與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學”和湯因比的文化相對主義的《曆史研究》也有直接關係）。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樂觀情緒，在馮友蘭、錢穆等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而典型。馮友蘭是以複興民族文化為己任，而著書立說的哲學家，他在這個時期推出了他的代表作《貞元六書》，創立了“新理學”的哲學體係。他的著作雖不拘泥於時代，但仍洋溢著一種時代特有的“多難興邦”的悲慨、高昂之氣。在《貞元六書》《新原人》的自序中，他這樣寫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願學焉……
中國曆史上先後有東晉，南宋，南明等王朝被迫南遷，但南下之人都未能返北方故國，但這次“抗戰”就不同了，中國已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中國一定能光複北方故土，並重振雄風成為東方大國。這種“龍蛇起蟄”、“貞下起元”之勢，怎能不令人歡欣鼓舞，激動萬分？無名氏的《無名書》的整體構思，就是在這種時代氣氛下完成的。雖然以後時局的發展頗出當時人的意料之外，但無名氏並沒有改變這個基本構思。雖然《無名書》後幾卷的寫作環境極為艱窘，《無名書》艱挺、昂揚的樂觀情緒卻貫穿始終。大概這種信念已成為無名氏能堅持15年，完成這部字數達260萬的巨作的惟一精神支撐。這種樂觀信念體現在小說主人公印蒂身上就是，不僅中華民族會複興，中國文化會複興，而且中國人、中國文化能為人類，能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信仰，一種結束人類幾千年血與火的爭鬥曆史而達至永久和平之境的新信仰。雖然《無名書》縱跨整個40年代，主人公因為太多的幻滅、太多的失望，而變得不無淒愴、悲涼之感，但他始終沒有失去他的勇氣和自信。他聲稱他的書是為未來人類而寫作的，這種對未來的堅信使《無名書》沒能成為20世紀眾多的“反烏托邦”之作中的一部（如奧威爾的《1984年》、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等等），仍然是一部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樂觀精神的正麵烏托邦之作，這就很難說是它的幸運還是不幸了。大概這也是中西文化在20世紀的最大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