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文化重建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對“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化路向的批判性的反省，“戰國策派”和“新儒家”在此方麵都從各自的文化立場出發，對“五四”以來的個性主義文化，“全盤反傳統”的文化傾向進行了反撥。在這方麵尤以錢穆對五四新文化的態度更為“剛爽”、“激烈”。他的《國史大綱》前言，對“五四人”反傳統、反曆史的態度看法予以全麵的駁斥，並宣稱要讀他的《國史大綱》，首先需對本民族的曆史和文化具一種溫情和敬意。他在他的《國史大綱》引論中，如是寫道：“繼自今，國運方新，天相我華；國史必有重光一日，以為我民族國家複興前途之托命。則必有司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劉範諸君子等扶翼之，又必有賢有力者獎成此，而此書雖無當，終亦必有憫其意，悲其遇，知人論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許其心所欲赴，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擁慧而前驅，其為榮又何耶。”與“五四”時代以否定式的解構批判態度來看待傳統文化不同，“戰時文化重建運動”是一個以重新“建構”為取向的文化運動。對“五四人”所力斥的“三綱五常”的“吃人的”禮教，賀麟也給出了他的新理解，《五常觀念的新檢討》，於五四人的反傳統情緒化的反應之外，對之進行一種正麵的哲學、倫理學上的估價。無名氏的文化態度的形成，無疑也受到這種時代氛圍的影響。他對於“解構者”和“建構者”之間的敵對態度、難以溝通似有著更深的體會。他畢竟屬於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之內，與魯迅所開辟的反傳統的啟蒙文學傳統有更為直接的精神聯係。他在40年代所寫的哲思斷片《沉思試驗》中說過這樣一段話：“破壞舊時代者，需要不寬容的戰士；建設新時代的，需要寬容的聖者。前者偏於恨，後者偏於愛。後者比前者偉大，是因為後者能愛前者，了解前者，前者卻不能愛後者，了解後者。”古人有句話說“亂世用‘法’，治世用‘儒’”。亂世出“英雄”，需要的是不寬容的戰士，冷眼看世事，揭穿一切虛妄和偽飾，在砸爛一切偶像的大破壞中，感到一種“醉心的大樂”，“虛無的快意”。它自然有它的獨到的深刻之處。然而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偏激的“反文化”態度，它固然會對文化的重新整合發揮作用，但不可能被作為一種常態文化被全部接受，因為它背棄了人類相傳已久的最為基本的價值原則和持久生存的“常道”、“中道”。除非有這樣一種信仰出現：即認為曆史將出現一種絕然的斷裂；當下的時代將是一個最後的黑暗時代，此後的世界將是絕對光明的世界；此後的人將是一種斬斷曆史的全新的人；那麼眼下的爭鬥將成為光明到來之前的最後一次流血鏖戰，之後，人類將獲得一勞永逸的勝利，曆史將為之終結。如此，這種偏激的“反文化”就有可能被奉為“常態公認”的真理，而這正是帶有強烈的“千禧年主義”色彩的救世主義的普遍邏輯。它謳歌流血的爭鬥來達到預設的目的，並以壓倒一切的信念倫理、意圖倫理取代人類曆代相傳的道德傳統，從而對人類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構成挑戰。無名氏身處亂世，但他求索的是一種人類生存的“常道”、“中道”，他不相信憑著“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就可以解決人類生存的一切問題。甚至相反，這種“千禧年主義”可能會將人類拖入一場綿延無期的爭鬥之中，造成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永遠的對立。所以他以匡正這種變異了的人心為已任，力圖為中國，為世界，為人類重新尋找一種可以使人類和平相處的道德源頭，由此踏上了他的孤獨、坎坷的精神還鄉之路。
（2）、《無名書》與西方“二戰”時期的“現代性”信仰危機
無名氏的思想雖以融合“儒耶釋”三教，合成一個新信仰的“狂誇”麵目出現，但其實質則是回應“時代”挑戰的人文主義信念的一種東方表達方式。經過一戰、二戰，西方啟蒙人文主義在漫天戰火、遍地哀鴻中遭到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所以阿多諾說：“奧斯威辛之後，再來談詩就是野蠻。”同樣，“奧斯威辛之後”誰再談自居為萬物之靈的人道主義的高調，簡直是對人自身的一種諷刺。當法西斯主義者把猶太人的脂肪做成肥皂“廢物利用”的時候；當斯大林的肅反把30萬“無辜者”的生命一筆抹掉的時候；誰還能相信人？誰還敢相信人？誰還能相信人是理性的動物？誰還能相信人道主義的美麗神話？人文主義麵臨如此嚴峻的挑戰，使它不能不對自身進行調整。而無名氏則是力圖用東方文化資源來反省此搖搖欲墜的人文主義信仰，使飽嚐了“現代性”的“自反性”後果的人類走出自設的精神誤區。而且，東方文化在20世紀的人類災難中置身於事外的“無辜”地位，使他對東方文化具有極大自信，認為可依此補救西方文化之偏，這使他傾心於營造一個新的東西融合的文化神話，來護衛人文主義的現代信仰，這是其超時代的樂觀熱情之處。
無名氏的《無名書》是對於其所處時代的一種“回答”，它是從對時代的諸多質疑出發的一部文化“問題小說”。它也遵循某種“問題小說”的基本邏輯，那就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路數來進行的。與一般性的“問題小說”不同的是，它不是關注零碎的、單一的、現實的問題，而是關注整體的、全麵的、本源性的問題；它不僅涉及社會政治時局的問題，而且更多地關注於精神信仰層麵的問題。所以它超出了單純意義上的文學興趣之外，而思考對中國問題和人生問題根本性的解決，“為人類尋找一個新信仰”。它是在超穩定的傳統信仰解體之後，在諸多主義言說，世界觀競爭的現代性情境下，尋找一種“具有無上智慧，無比抒情，又深深植根於今天大地泥土裏”，能真正抓住他的一種“最高的實在”、永恒的“本體”。同時也是在尋找能安妥他自己的騷動不安、漂泊不定的靈魂的精神之家、一種置身於紛紜多變，顛簸不定的時代的安身立命的個人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