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書》與時代的對話是在一個非常寬闊的文化視野中進行的，它是對五四以來的現代性的文化思潮的一種反省。“五四”作為現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實則包括兩種啟蒙在內：一種是自由民主主義式的“人的啟蒙”；一種是社會主義式的“人民民主”啟蒙。兩種啟蒙幾乎同時出現，而且到20年代之後，後者已占據主導性的地位，它有一種全人類的道義擔當，即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這種理念一直伸展到終極曆史中的神聖真理的領域，使這一政黨及其理念負擔起人類性的終極使命，因而它具有極大的道義上的感召力。這種主導話語涵括了社會政治道德層麵和哲學、文化層麵，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具有普遍主義和決定主義色彩的理論體係。處身於艱難時世，對腐敗現狀極為不滿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為這種話語體係所吸引，特別是它對人的社會良知的訴求，更增強其對素“以天下為已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感召力。徐認為“現代中國的思想，成為思想界的潮流而影響到整個文化的有兩個：第一是五四的科學民主、平等自由思潮，第二是”北伐。他從自身的立場出發，認為：“北伐是以三民主義為先鋒，而以馬克思主義為主體的，這是三民主義的悲劇，因為馬克思主義包括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並沒有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一套從社會政治到文化哲學的完整的思想理論體係，而三民主義則是一種無特定主義的麵目模糊的複合主義。在一次談到無政府主義時，孫中山先生說：無政府論之理想至為高超、純潔，有類於烏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頗似說部上所談之神仙境界。吾人對於神仙既不讚成，也不反對，故即以神仙視之可以。對於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在與社會黨領袖江亢虎的談話中認為：餘對於此主義必竭力讚成之……至於方法原非一成不變者，因時製宜可耳。江則說：前讀先生民生主義平均地權、專證地稅之說，實與本黨宗旨相同。三民主義的理念並不向終極曆史中的神聖領域充分伸展，而主要是一種著重於解決現實問題的政治現實主義。所以，在大革命的時代，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徹底的、完整的、世界性的革命理論，其影響力之大遠非三民主義之可及。
《無名書》與其時代主導文學話語之間的齟齬，根本還是在於彼此對“人”的理解不同。主導話語主要是一種解放話語，其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力圖將個體和群體從對其生活境遇的限製、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一種觀點。它主要包含了一種麵向未來的改造態度，力圖克服某些個人或群眾支配另一些個人或群體的非合法性統治，使被壓迫者，被壓迫階級從其被壓迫狀態中解放出來。因此它代表著一種解放人類的終極關懷在裏麵。這種“解放話語”隻有在區分了對立的階級之後，才有它的實質內容，按照安東尼·吉登斯的說法，它是一種實質上的“他人的政治”，在這種政治中，個人隻能作為階級的一員才能被納入其中，被壓迫階級是解放代理人及曆史的推動力。解放話語產生了正義、平等和參與等必須履行的責任，正義限定了什麼是剝削、壓迫，由此它把傳統社會中的“不幸”轉變為“不義”，為革命尋找依據。平等往往被視為首要價值，成為追求的主要目標；而參與則成為個人必盡的職責。它在總體上關心的是要克服剝削，不平等和壓迫的社會關係，因此它的主要取向是“掙脫束縛”而不是“滿足欲望”。所以說“解放”的本質是一種“勞動烏托邦”的理想，而不是一種情感、欲望的滿足。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以“造人工廠”取代了人類的兩性生殖，雖有無限製的“性自由”，孩子在幼時就被訓練做“性遊戲”，享受快感。但這種“快感”並不能帶給人幸福感。“解放”被看作是個體或群體在共同束縛的限定框架內發展他們潛能的一種理想，從社會的需要，科學的效率出發，造就出一代“新人”。它是一種從根本上改變人及人的生活機遇的政治話語。無名氏的個人性話語則首先認同的人的生活的世俗基礎，然後在此基礎上求一種審美性的超越。他認為的人是一種靈與肉的結合體，不能以“靈”來壓製“肉”，也不能以“肉”來取代“靈”，重要的是在此二者之間保持一種張力關係，使其趨於和諧之境。他認為人的生存之道應該與宇宙自然之道合而為一，生命的意義在於以“生命去發明天命”，超越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去達到一種天人合一境界。總之他在超越現實的同時，仍表現出對於並不完美的現實的承擔。並不設想一種全新的完美的世界、合乎理想的新人出現，來一勞永逸地解決人和現實中的一切矛盾和問題。他認為在欠缺和有限之中去追求完美和無限，正是人的一種無可選擇的命運。
《無名書》中印蒂的心靈探索曆程也是其人生境界不斷拓辟、不斷提升的過程，它由自然境界——（本能的生存）上升到功利境界（社會改造）——道德境界（善惡之辨）直至天地境界（星球哲學）。然後，從天地境界返觀人類生存現實，指出人類現實生存的“虛妄”“執迷”所在，指出一條對宇宙的不斷覺解，而達到的人性的圓全境界。這是一條內在超越之路，一種中國文化“內聖”學的傳統。與政治理想主義的改造社會的外在超越不同，它依賴於個人內心的覺解，而不是靠對神或上帝的信仰。其特點在於它有一種對人性的信仰，認為人可以任其潛能和其對良知的自覺而達到一種完善境界。但它又是一種與現實脫節的烏托邦境界，無法搭起由現實到夢境的橋梁。而其時代的主流話語即“解放話語”則不同了，它是一種“非空想”式的政治理想主義，它所致力的方向就是要搭建這種由現實到理想的橋梁，並對理想中的社會形態賦予了具體的形式，這一點我們從蔡元培的《新年夢》，魯哀鳴的《極樂地》可以清楚地看到，它達到理想的途徑就是不間斷的無限革命，而其所設計的理想社會則是從禮運《大同篇》和科學主義信仰出發構造的整體社會改造工程的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