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政治救世主義的“解放話語”不同，而無名氏的“救世主義”的拯救是關涉到個體的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問題，他的“悟道”，生存境界的拓降和提升，從本質上言是指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境界的改變和提升。它可以說是一種關乎個人的自我實現的拯救話語。它在對人的生存予以徹底的反思的基礎上提出“我們應該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來生活，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是什麼關係？”等諸如此類的問題。與“解放話語”那種“他人的政治”不同，它認為“個人的便是政治”的，它不隻關心人的社會境遇問題，而且更關心存在本身應如何被把握和被度過的問題。“政治”在它們這兒指的已不是指的政黨、主義政治，而是“用以解決趣味和價值觀抵觸上的爭論和衝突的任何決策方式，都看成是政治性的。”無名氏為人類尋找一種新信仰的努力，也是一種這種意義上的“政治行為”，因為它直接影響著人生存感受、人生境界。這種“新信仰”的實質是一種可以達成不同文化間的人文共識的“人文理性”。無名氏和馮友蘭都有以哲學、美學代“宗教”的現代性文化建構意圖。他對他的“星球哲學”可取代以往的一切“宗教”“哲學”的狂誇，也是來自於對這樣一種普世性的人文理性可以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來達成的堅信。
《無名書》既有它的獨特的洞見，也有它的偏頗和局限。作家誇張地表現了主人公上天入地的心靈探索的意義，而對於創造曆史的主體、時代發展的趨勢，卻表現出懵懂無知的一麵；他有一種究元決疑的“遠視症”，對於當下急務、現實矛盾所知甚淺；他從他的個人良知出發，對現代史上的專製者製造的罪惡——“四一二”屠殺有充分揭露，但對於革命組織內部矛盾的表現頗有偏見，這與他的文化選擇、階級局限有關。他選擇的是一種“背叛逃避現實的批判”，不再關心時代的政治是非，也就是說他想避開現實社會問題而專注於形而上的、宇宙、人生問題，但是人生問題的真正解決與現實問題的解決是互為前提的，他的“天地境界”、“星球哲學”與時代是隔絕的，在其時代毫無現實實踐能力。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化、哲學探索領域，其所要達成的“新信仰”，按照印蒂在《創世紀大菩提》中的說法就是，“接受基督教入世人生觀的啟示、佛教出世人生觀的啟示，結合中國儒家的人本主義的精神加以二元化（中庸精神）的融會、和諧，再加上科學精神的啟發，這就可能形成人類新信仰的整體。”也就是說，他想在政治解決的途徑之外尋找一種文化解決的道路，在東西文化衝突劇烈的時代，進行文化調和，尋出一條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換之路，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這種努力，使《無名書》帶上了一種文化烏托邦主義色彩。
在《無名書》中，主人公的心靈探索曆程是以不斷的投入——幻滅——覺悟的形式來加以表現的，小說讓印蒂穿越“革命”，“愛情”，“罪孽”，“宗教”，“宇宙”六相之後，又重返大地之上，享受人的詩意的棲居的。印蒂所超越的“六相”從文化的內在屬性上來說，可歸之為“現代性”文化的三大“時代神話”：即源於社會現代性的社會改造主義的“創世紀”神話，從屬於審美現代性的“愛和美”的唯情主義浪漫神話和“惡魔主義”的虛無神話；以及“現代性”文化的哲學內核——主客二元對立的神話。《無名書》的時代意義主要就體現在他對在20世紀中國極具影響力的這三大“時代神話”的消解和超越之上。“神話”一詞在這裏毫無貶義，並不否認它所內含的曆史、情感的真實性。它是一個在當前文化研究中運用較廣的術語，指的是從語言本體論的角度把一切都視為話語，考察這種話語的建構過程、其內在的敘事規範、傳播、接受方式等等，正如羅蘭·巴特所說：“神話是一種言談”，“神話是一種傳播體係，它是一種訊息。”（羅蘭·巴特：《神話——大眾文化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