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理主義社會改造的神聖化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問題。其中原因非常複雜，它與現代性文化的基本構成有關：笛卡爾式極權主義理性，法國大革命的情感狂熱，俄國的民粹主義的“人民崇拜”作為激進主義的現代性正麵資源，直接動搖、摧毀著前現代的傳統，它既推動了人類的進步，也導致了人的理性的至尊和欲望的失控，是利弊互見的。希爾斯在《論傳統》中曾這樣說過“曆史上的暴政不管多麼殘酷，往往是受到限製和監察的，現代的暴政名義上具有良好的願望，卻受到一場把社會全麵理性化之夢的激勵。”專橫、獨裁的慈禧太後，行事尚有所謂“上畏天命，下慚清議”的顧忌，清代判決一個死刑案，積案盈尺，尚不能決；而蔣介石“清黨”，竟然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口號，而並沒遭到來自社會的普遍譴責，因為這從現代性的政治黨爭的眼光來看，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罕有人站在超然於政治的人類道德立場上，對其如此殺人的權力，進行質疑和譴責。因為從已經“政治化”的人看來，政治功利的重要性甚至高出了“太陽係的存在”，為“政治”歧見殺人，具有了它的毋須論辯的現代合理性。以至時人憤慨地指出：“民國”的草菅人命，甚至十倍、百倍於滿清。“這說明”現代對待人的殘酷程度，與前現代相比也並不遜色。（按照啟蒙主義的邏輯往往把一切罪惡都歸於傳統，而無視傳統對人性中的殘暴所具有的製衡作用）。這種殘酷的出現與宗教性道德傳統的全麵崩潰有關，據時人記載：“自十九世紀物競天擇說興，而利已主義，強權主義，軍國主義之相繼迭起，於是金權，兵權乃藉此時期愈益猖獗；非複法律、道德所能遏製。”現實中的醜惡總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解決之道隻能是利用一切傳統和現代的，東方和西方的人類文明資源去遏製它，監督它，使其不至泛濫。保守主義的代表柏克雖極力地反對法國大革命，但他並不反對一切革命，他對英國革命的擁護和讚美，正表明英國人的一種冷靜，穩健的理性態度。因此，保守主義是英國貢獻給世界的獨特遺產，現代社會隻有在這種激進與保守，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方能健全地發展，從而避免激進主義一家偏至、一元獨尊的局麵出現。
20世紀步入歧途的激進主義的政治實踐及其所帶來的血流成河的災難，促使人們去反省那種被神聖化的“現代救世運動”出現的根源。在中國，薩特的名字在知識分子中可以說是如雷貫耳的，然而他的同學，雷蒙·阿隆的名字卻很少有人知道。阿隆在50年代出版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尖銳剖析了20世紀信奉進步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疾患。他認為20世紀產生的種種罪惡，要害尚不在於大規模的殺戮，（曆史上這樣的事情從未間斷）而是在於集體暴行有了各種“曆史”、“正義”的神話為其張目。在一個泛意識形態的領域，人們像吞食了鴉片一樣，放棄了對集體行為的獨立的價值道德評判權。他們的心智、判斷力，隻要一遇到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這種必然性的集體意誌就可以心甘情願，俯首稱臣。所謂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不可阻擋，誰如抵抗，那就是螳螂擋車，蠑蜉撼樹，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三十年代潘光旦也曾說過：現代知識分子實際上是在受一種名為“進步”的幽靈、鬼怪的支配。在四十年代的國際政治事件中，有三大事件對“心向蘇聯”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刺激較大，一是蘇聯斯大林的“肅反”，30人死於非命，使了解內情的知識分子由此看到神聖正義下隱藏著的殘酷和血腥；徐正是在法國看到斯大林審判托洛茨基的法庭記錄後，對既往的信仰產生了懷疑，重新回到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另一件事情就是1938年蘇聯和德國法西斯鑒定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綱》，將波蘭拱手出讓到希特勒的鐵蹄之下，並乘機擴張、強占大片別國領土。這打破了它一手編製的意識形態神話，讓人們看到了它與“老沙皇”的一脈相承的貪婪。無名氏在他的《北極風情畫》中，將女主人公設定為波蘭少女，並在其中表現對波蘭民族的同情和讚美，將此納入特定的時代語境中來考察，正表明了他的現實政治態度的改變。當然，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還是1942年《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這個條約竟然以蘇聯承認“偽滿洲國”，日本承認“外蒙”為交換條件，這在當時就激起了大後方中國民眾的反蘇遊行。
素稱智慧過人、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的放棄常識失去判斷力，並不是出於無知和盲從，而是因為虔信一種“革命的辯證法”，“集體行動的辯證法”，薩特曾經認為：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期，“隻能是官僚主義，恐怖和個人崇拜不可分割的聚合體”，這種“不可避免論”正是源於一種對政治理性的信仰和宗教性道德的缺席。無名氏也同樣與時代的這種“不可避免論”，“代價論”之類的辯證法正麵遭遇，但他沒有被“這種不可避免的流血論”所說服，因為在他看來：流血就是流血，血都是紅的，沒有紅、黑之別。他也不是沒有看到在特定情勢下殺人和戰爭的不可避免，但是他認為……戰爭和流血，本是一種不得已，但有人則視之為當然。假如這種視殺人為當然的心理一定不廢除，人類一天就不能和平。我們應視戰爭與殺人是實在萬不得已，做這種事，正象毒蛇螯臂，壯士斷腕一樣——在這一方麵，就現出了宗教觀點的偉大。無名氏的《無名書》和羅莎·盧森堡寫於獄中的《論俄國革命》、高爾基在十月革命時發表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以及紀德的《訪蘇歸來》等一樣，都屬於那個天崩地解、海立山飛的大動蕩時代的不合時宜的人文主義的道德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