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北抗聯敗退回上海的印蒂，消解“時代”，“曆史”的重負的途徑是肉欲感官主義的沉溺與放縱。他一到上海就和幾個失意的朋友，投入到了這種時代的“頹加蕩”的墮落之中，並從中發現了“魔鬼主義”的人生真義。他說：“盡管時代像狗繩子樣永遠套住我。我卻從不重視它……對於我，時代與永生（曾經是）結合在一起的，現在分裂了，時代是時代，永生是永生，從此，我單獨泅在永生河流裏……正因為追求永生，我才遭遇到今天的平凡暗潮。忽然有那麼一天，別人的真理，我再不要追求了，我隻要貼切的生活，毫不勉強自己的生活。有一天，我覺得不貼切，又有點虛妄了；我會再換一種樣式，現實既是魔性的，我們便該幹幹脆脆，承認這個惡魔。”
這個“惡魔”般的現實也代表著生活世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一麵，隻有體認了這種人性中的幽暗的一麵，方能說得上正視現實，理解現實。一切理性主義者拒絕正視的正是這種人性中的幽暗的一麵的存在，因此，一切理性主義都將理論根基放在“人是理性的動物”的假設之上，開展它的理性化設計。這種理性主義的改造者是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救世心態和禁欲主義的清教徒氣質，他們不僅理性化了他者，也理性化了自身，因此，他們就常有了某種非人間的氣息，以一種“理念”“道義”的化身出現，否定了其作為個體的感性生命體驗，於是就造成了對於人的凡俗生活方式的隔膜和排斥。“惡魔主義”正是欲望，本能對於理性規範的全麵反叛，重返一種以欲望本能為中心的感性生存的本體論。對於“魔性”，印蒂有他的獨到的理解，而且，他的墮落也是一種具有高度自覺的“墮落”，這與他對“最高實在”的追尋並不矛盾，而且是其一個必經階段。他對此做過這樣的辯解：“十三、四年前，假如有人對我說，你聖者樣在沙漠裏辛苦追求了十三年後，終於隻不過為了走進今夜這樣一個酒窟，把全世界縮小在一個小酒杯裏，我將會大聲冷笑他，認為這是一個侮辱和毀謗。但真象正是如此，那最不可能的，正是最可能的。起先，我們狂戀正義，把人血當唯一的河，載一條美麗的夢之船。稍後血把船打翻了……於是，你對血失望了，去找另一片純粹土地愛情，永恒的美。你終於得到了，但你真得到的那一天，也就是發現自己在靠撒謊過日子的一天……真實的生命和人間，比繡花的愛情要複雜得多，也深刻得多。隻有這一次，你真正發覺到複雜了，深刻了，你決心要活在它們裏麵。這裏麵也許有深淵，有腐爛，有惡臭，然而卻絕不是高空的，而是真正地上的。一個人真正發現了地上的，即使它和麻風獅麵一樣獰醜，也必然含著眼淚滾進去。魔性從來比神性更深刻，更永恒。用雙手兩腳追求神性的人，必然用四手四腳追求魔性。”印蒂之所以要沉淪到底，是緣於這樣一種辯證法：要使人達到最高點，就要知道作為人的最低點的下限。如果說印蒂在此之前，愛的是人性中的神性、靈性，那麼他現在所愛的則是人性的弱點、獸性。理想主義者的理想往往建立在一種對人性的盲目崇拜之上，然而正如魯道夫·奧衣肯所說：“倘若我們輕率地談論人性的偉大和個體的傑出，斷言隻要給一個自由的領域，他們必然使一切地方的生活變得幸福和偉大，我們便由此表現了對人的一種突出的信仰，一種在所有信仰中最有待於批判的信仰。”進步主義者的改良人生的信仰在建立這種堅信人性可臻無限完善的信念之上，因而其在現實中的受挫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這時的印蒂不再是抬頭向上，瞻望未來，而是低頭向下，進入當下的生存：“將來是一片空白，永生也隻是一片暗夜磷質。隻這一刻，這一分，一杯酒，一個女人，一塊醋魚，才是真理。滿足我而又不損害別人的真理。”他意識到了為一個理念而活著的虛妄，而要放棄理念活在衣食男女的世俗凡庸生活之中，享受人所應該享受的感官的快樂。這無疑是對主流文學的解放話語的宏大敘事的反叛。印蒂將時代的意識形態真理稱為是“蜉蝣真理”，“在此時代幻象之下另有一些事物在！釋迦拯救阿育王朝，耶穌拯救羅馬，正因為它們帶來了比印度古戰場上和羅馬講壇上更重要，更深刻的東西。它們雖然舊了，但還有一些永恒的因素在。因此，他們的聲名才比任何議會和閱兵場上的聲音擁有更多的觀眾喝彩者。”印蒂所要追尋的不是朝生夕死的浮光掠影，他是從“時代”深層的匱乏入手而思拯救時代的，他自然不會長久地拜倒在地獄之花“莎卡羅”的裙下，他注定還要前行，去進行新的靈魂曆險。然而莎卡羅所代表的惡魔主義、虛無哲學也使印蒂“獲益匪淺”。從社會現代性的角度來看，世俗化趨勢是現代曆史發展的必然，莎卡羅可以說是這種世俗化的極端形態，代表著一種窮奢極欲的刹那主義、遊戲人生的享樂主義，它是彼岸目標消失之後的人力圖從自身尋找生存的價值和意義的失敗的嚐試、虛無的體驗。無名氏對之的批判帶有一種浪漫主義特性，他所標識的生命最高境界是一種宗教審美主義的神秘體驗，它的“出世法”是以“世間法”為依托的。對世俗生活的批判也是時代主導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但它是以“合理化”來改造世俗生活，使之符合政治化的合理設計的。相形之下，無名氏對世俗生活有著更多的理解和依戀，他的超越是在世俗生活中進行的，所以對他來說，超越首先必須是對於並不完美的世俗生活現實的承擔。
莎卡羅的活動場景是30年代的上海，代表著殖民地文化的畸形的繁榮，無名氏是帶著一種宗教性的“末世論”式的眼光，來看待這個有似於古羅馬滅亡之前的荒奢淫逸的時代時代景觀的。但與傳統的禁欲主義宗教不同，他不是以壓抑的方式求得自我的道德完善，而是將人性的陰暗麵也整合進自我的整體中。他此時追求的是一種人性的完整，而不是完美。“有些人自知道自己是人，忘記了他也是動物。其實，即使他最理性時，那個原始動物也依然暗暗跟蹤他。正當他最自慶超凡入聖、太平無事時，他突然跳出來，咬他一口，而這正是最致命的。”這種“整體人”的觀念，使他的道德思想與傳統不同，他不是靠“十誡”、“戒律”、“功過格”來修道的，他是靠一種整合人性、提升人性的內在超越方式來拓辟一種人的生存的更高的生命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