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對“審美個人主義”的超越出發，印蒂下一步就合乎邏輯地走向了三大宗教。他先是為天主教徒的虔誠奉獻精神所打動，皈依了天主教，並成為一位神父。後因教會醜聞，意識到這種禁欲主義宗教的不合他個人和時代的期待，所以脫離教會。回家探視父病期間，他為父親那種東方式的麵臨死亡的沉靜、達觀所啟示，開始接近佛教和東方哲學。他認為佛教特別是禪宗提供了一種“了生死”、“打通生死關”的最佳方式。他的父親印修靜的臨終所言全然是一種得道者語，他說：“我沒有遺囑，因為我沒有死。我隻不過從人這個生物轉變成一些無機的和有機的化學元素，他們又漸漸轉入另外一些動物或植物軀體中。於是我將變成錦葵花、大荔花、野菊花、冬青樹、扁柏、針葉鬆，我將蛻變為螢火蟲、金鳳蝶、螳螂、蟬。我將化為大地、水流、草叢、月光。終於我變成世界，幻作星球。我並沒有死，我變的更無限、更巨大、更空靈了。我在生著另一種生，活著另一種活……”他留給印蒂的惟一遺產是一塊揀自埃及金字塔下的岩石。用它來提醒在宇宙之間人和人類曆史的有限性。印蒂後經在“生死門庭”的禪寺的苦修和後來的“華山冥思”終於打通了天人之界，創建了他的“星球哲學”信仰。印蒂的信仰是他以生命來印證天命的不斷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精神曆程，是他長期艱難、孤獨的思想探索的結晶。印蒂可謂是一位文學史上罕見的特立獨行的思想者，在血與火的弱肉強食的時代，他於“愷撒的道路”之外，獨標“基督的道路”；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大行於世的時候，在原子彈這樣的足可以毀滅整個地球的武器已被造出，人類生存麵臨隨時可能會被連根拔起的空前未有的威脅的時代，他提出不僅要講“世界主義”而且要講具有宇宙關懷的“星球主義”；在隻要目的正當，“殺人放火”已被視為“天經地義”的、高於一切的時代信條的時候，他重返人類的宗教性道德的源頭，探索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原則；這都是他不合時宜的地方，但也正是《無名書》今天仍能帶給人某種思想上的啟示和震撼，仍還值得人們記起、探討的地方。印蒂注定要一人獨行，在其時代“他不屬於亞洲大陸上任一核心血液循環係統，他不能從它們那裏取得任何血液營養。他隻能艱苦的替自己創造新的血液，新的營養”。
印蒂的艱苦求索之路不僅源於求真意誌的推動，更在於一種強烈的求善的意誌，一種強大的情感力量的推動。他之所以要去探索永恒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我們現在的出血，將來可能要重複，時代的錯誤將挽著時代的錯誤。象波浪連著波浪。”在一次次幻滅、失望、受挫之後，支撐他繼續下去的是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和樂觀信念：“我既找了二十三年，就該繼續找下去。我的青春已消失在找尋上，中春和老春（假如有的話）也該擲擲在沙漠印跡裏。白天，我必須比別人流更多的淚，黑夜，我必須比別人醒更多的醒，睜更多次更大的眼睛。我必須淋血漓肉地尋找，代替找那些熟透的肉體，我必須找另一些熟透了的東西，那些比秋季果子更紅，更圓，更香的存在。代替我現實的榮譽，人世的財富，戰場上的勳章，我必須找那司芬克斯式的謎底，曆史心靈的最後和平。我絕不能參加曆史的翻版工作，我絕不能跟著別人製造無窮的‘重複’，我絕不能集‘野獸’之大成。我要試探著集玫瑰之大成，集太陽之大成。不管世界怎樣變幻，忽黃，忽黑，忽灰，忽藍，我必須刻意捕捉那最潔白的，最恒久的色素。”在星球哲學中，他將人放在整個宇宙的背景下來思考。“整個宇宙既是一切生命的最後源泉，而任何個體生命又是全部宇宙生命的一個分子，那麼，宇宙生命整體對個體生命分子的影響和連鎖關係，不隻是一種真實，也是現實。更是合乎邏輯的。”由此，印蒂大膽地宣告：“那些舊先知——從最古老的釋迦牟尼到最現代的激進派，早已不可能再成為我們未來的恒久的光與熱了……我們必須找尋新的恒久、光熱、新的太陽。”拋開這些詩性的渲染，無名氏曾用較平實的語言這樣說過：“也許人最崇拜的不是上帝，也不是神，而是一種自然物。它是生命本體，是一大片星雲體，白色的流動體。白色是一種光亮。換言之，生命本體是動的，有光的，模糊而神秘的，但卻是美麗的，這是我們信仰源泉，我們的一切行動源泉，均受這源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