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無名書》的東方式的美學救世主義（儒學“天地境界”實一審美境界，所謂“孔顏樂處”、“禮樂世界”即指此義）內部仍潛伏著巨大的矛盾，人的解放過程，按照審美救世主義者的理解就是美感不斷突破壓抑性的防線求得實現的過程；就是手段不斷變為目的的過程；它不是革命，但可以比革命更好地實現人類理想，因而是不流血的最好的革命方式。但是它在實踐上卻是軟弱無力的，正像無名氏自己所說“內聖”難以開出“外王”來（雖然他反對的就是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外王學”）。而且這種審美救世主義把社會政治問題歸因為個體文化心理問題，以為憑著每個個體的頓悟，覺解就可以救世、救人，這就成為一種天真、虛幻的烏托邦的幻想。任何個人心理問題也都與社會問題有關，甚至直接就是社會造成的、決定的，無視社會的改造而去片麵期待個體靈魂的拯救，顯然無法實現它所承諾的社會理想，它隻能作為一種無法實現的烏托邦的理想而存在。但是“烏邦托並不是可以被取消的事物，而是與人類一樣長期存在下去的事物。”實踐一種烏托邦理想將使人付出慘重代價，拋棄烏托邦理想同樣將使他付出另一種代價，它是一種對“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的忽視。解決之道在於將“知識”和“信念”分開，將“政治”和“審美”分開，“將愷撒的還給愷撒，將上帝的還給上帝”，不以現實取代理想，也不以理想取代現實。作為一種精神活動的烏托邦，本身是無可歸罪的，它至少指代著一種人類社會的超越的理想，一種人性的可能性。它可以作為對現實的一種批判而存在，超越具體的政治行為而指向人性的圓全這一更為持久，永恒的目的。然而馬丁·路德說過：“世界是不能靠念珠來統治的”，“宗教”“哲學”“審美”改良世界的能力畢竟有限，因而對世界的“武器”的批判，仍是必不可少的。改造社會的“解放”和人生的“覺解”、生存境界的提升，是無法互相取代的。審美主義由“淑世”進而為“救世”，就會導致片麵誇大“意識”的作用、“覺解”的重要，造成一種審美一元論的心態，並助長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改造”與“悟道”在《無名書》中的二元對立，暴露出作家本人的思想、立場局限。它基本上延續的還是五四以來從思想文化途徑入手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文化決定主義思路，這也是儒家文化的傳統。20世紀的中國由對“文化決定”論的信仰、再到對“無限革命”論的依戀，直至終於意識到“發展才是硬道理”，是一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異常艱難曲折的過程。
從世界20世紀文學的發展趨勢來說，《無名書》也是逆時代潮流而行的不合時宜之作。二戰之後西方出現的大都是“反烏托邦”之作，時代已非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的時代，人的生存的“荒謬”性，似已成為不驗自明、無須討論的真實。“上帝已死”、“康德”也已經過時了，19世紀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和理想主義的道德觀在他們心中已不複存在，他們開始嚐試：“當人不再可能有真正的認識，當小說與全麵的真實不再可能相吻合，當真理不再是可能的”時候的寫作方式，“力圖製造出一個更實體更直觀的世界，以代替現有的這種充滿心理的、社會的和功能意義的世界，讓物件和姿態首先以它們的存在去發生作用，讓它們的存在駕臨於企圖把它們歸入任何體係的理論闡釋之上，不管是感傷的社會學，弗洛伊德主義還是形而上學的體係。”西方已經進入了後現代主義的文學階段，在解構的路上越走越遠，但人類生存價值重建的問題卻顯得越來越迫切，《無名書》在這方麵也許會提供給人們一些有益的啟示。雖然一種“普世”的信仰的出現，於情於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現代人類在某些影響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也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在後現代主義的“解構”大行其道之時，一些具有建構傾向的文化理論也引起人們普遍的注意。《無名書》的努力的意義也正在於此，他提醒人們在“解構”之外，進行道德、文化重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五章 《無名書》“超現實主義”的藝術觀與“宗教審美主義”
他們（超現實主義者）根本不承認自然是與人為敵的，而是猜想人本來掌握著使其與自然保持密切相通的鑰匙，自從這些鑰匙丟失以後，人就變得越來越焦躁不安，固執的試驗其它並不合適的鑰匙。
——安德烈·布勒東《談話錄》
我所準備寫的一本大書，其整個姿態，就是舞蹈與建築的化身。它具舞蹈的流動性及凝定性；在某種程度，又有建築的堅硬性、浮雕性、沉著性。在舞蹈的開展中，生命乃顯示河流，平靜的與騷動的波浪：光影、明暗、錯綜、凸凹。
——無名氏《淡水魚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