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文學史家奧伊巴哈對文學史上迄今存在過的敘事文學分成兩大基本風格：一是側重客觀描寫，符合亞裏士多德的審美規範，根據模仿現實的原則進行創作的，上自“荷馬史詩”下至“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也就是“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都稱為“荷馬方式”；一類側重主觀表現，不符合亞裏士多德的審美規範的，上自古希臘神話中的怪誕作品，下經中古時期帶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文學，包括但丁的作品、文藝複興時期的“哥特”小說，直至20世紀的現代主義作品，總之，凡是根據主觀的感受和想象進行創作的，都稱為“聖經方式”。當然，這種區分方式也不是絕對的，往往表現出的情形是兩種方式的混合，其中某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無名氏的《無名書》明顯地帶有“聖經寫作”的特點，若用“荷馬寫作”的要求來衡量它，顯然是會不得要領。但它又不是單純的“聖經寫作”，它要寫的是一部“精神史詩”式的作品，將其小說放在動蕩時代的大的曆史背景下，來表現主人公二十多年來的上下求索的心路曆程，這就帶有了“荷馬寫作”的因素、動機，使《無名書》的寫作情況變得非常複雜。
寫作《無名書》時，無名氏的年齡是27歲至43歲，假如沒有外在環境的影響，他在30歲左右，就應該能完成全書了。（前三卷的寫作、出版隻用了四年的時間。）顯然，無名氏與另一類主要靠觀察和積累進行寫作的作家不同，他的寫作主要靠的是想象和靈感，這使他顯然會選擇“聖經方式”這樣一種更能發揮作家的主觀想象能力和創造性的方式進行寫作，但是，為其時代的知識分子寫一部“精神史詩”的意圖，卻使這種創造性、想象性隻能在曆史的背景中展開，這就增加了作品的難度。若按現實主義要求來寫這樣一部作品，顯然無名氏的生活閱曆、觀察、積累明顯不足。《無名書》的時間跨度極大，從1920年“北伐”前夜一直寫到抗戰勝利、解放戰爭時期，將近三十年的時間。無名氏讓他小說中的主人公親曆了曆次大的政治事件：“北伐戰爭”、“四一二大屠殺”、“九一八事變”、“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但它描繪出的都隻是一個時代的剪影、側麵，生活實感、密度都非常薄弱、粗疏。如寫到戰爭時親臨其境的感受，就是借小說中的人物韓慕韓之口，講述他在蘇聯戰爭中的經曆，來渲染戰爭氣氛。
以現實主義的標準來衡量，小說中人物的概念化傾向很重，隻能說是一些性格單一的“扁平人物”。如果要對無名氏的小說來一個大膽的還原的話，他小說中的人物原型大概有這麼幾位：一是他的朋友韓國光複軍參謀長李範奭將軍，李將軍走南闖北、俠骨柔情的傳奇式的人生經曆，對無名氏有極大吸引力，他在《無名書》中以韓慕韓的麵目出現。另一位是醫師兼藝術家周善同，他的哀感頑豔的愛情經曆、人生磨難，在小說裏以唐境清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再一個是風流瀟灑而又姿肆妄為的投機商人汪祖繼，他在小說中轉化為“飄海商人”莊隱出現。另外就是無名氏與之有較多交往的“前衛派”藝術家，如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抽象派”藝術大師的趙無極、探討中西藝術融合之道的著名畫家林鳳眠以及“哲學家”羅吟圃等等，都是《無名書》中的重要人物。他們構成了無名氏生活的一個基本圈子，都是些文人墨客，江湖人物，這些人大都處於曆史主流的邊緣，與其說是曆史的參與者，不如說是曆史的卷入者、旁觀者。小說通過這些人來感知時代、表現曆史，顯然有視野局限、力有未逮，所以在小說中也隻作為主人公印蒂活動的背景、思想和行為的襯托者存在的。《無名書》真正的主角不是他們，而是純虛構的人物，一種精神存在的抽象物。這種精神典型的創造，就不是“荷馬方式”所能勝任的了。
《無名書》中寫得最有光彩、最有魅力的人物形象有三位：一個男人和兩位女子：即主角印蒂和女主人公瞿縈以及“地獄之花”薩卡羅。按照作家的解釋，瞿縈“這個菩提樹性的透明女人”代表的是人間情，是真善美的極致，她給予印蒂的是“光風霽月的歡樂、沉醉、詩與透明”。她荷印蒂的愛情代表著一種真正的“大地的愛情”、一種人間生活的理想。印蒂雖為體驗“地獄境界”離開了瞿縈，但小說最後，印蒂又回到了瞿縈的身邊，這時的他已經認識到：“沒有真正的大地愛情，就沒有真正的世間法和永恒道德。”對她，作者是以一種完全詩化的方式，在風景絕優的西湖岸邊的湖光山色中加以表現、渲染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薩卡羅則是作為一種“負的哲學”的代表出現的，作家是把她放在當時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銷金窟”裏加以表現的。無名氏曾談到塑造這個人物的目的在於：“我把薩寫成一個高級妓女型的哲學家。她有一套魔鬼主義加煉獄精神的哲學，也可說人類精神曆史上‘負的哲學’的某種結晶。”“魔鬼主義的憑藉，常常是精神因素中的那些幻覺的肉瘤和瘰鬁，它的高峰，則來自精神結構的總解體。”精神結構的解體，必導致一種及時享樂的頹廢主義的盛行，大動蕩時代傳統的價值觀念已經崩潰，而新的價值觀念尚未確立，人們沉淪於感官的、肉欲的放縱之中，以一種末日情緒來對抗將要到來的未可知的恐懼，這正是“魔鬼主義”盛行的時代原因。所以薩卡羅的魔鬼主義便是這個時代的典型的精神症候。正如小說中所說：“也許，‘偉大’還沒有出現，籠罩著這個宇宙的，是偉大麵前的最後的庸俗，最後的痛苦、混沌、黑暗，於是人們便縮到簡單的蝸牛殼裏。有時找尋複雜，卻是‘複雜’的沉淪。反正要沉到海底了，喝最後一滴酒吧！和女人睡最後一夜吧！這份沉淪，是時代的玫瑰，知識分子衣襟上不插一朵，就不算真知識分子。”這樣一種精神典型的出現是不依賴具體的原型的，她完全是作者憑著想象創造出來的一種“時代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