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地說，小說惟一的主人公應該是印蒂，其他人物都近乎是他的陪襯。他在小說中也完全是作為一種精神象征而存在的。小說以他的戲劇化的心路曆程為主要內容，讓他忽而投身革命、忽而墜入情網、忽而走私、嫖妓、忽而去當教士和和尚、忽而去當高山上的隱士、忽而去創辦“地球農場”，使他完全成為作家思想的一種傳聲筒。雖然他的人生曆程被充分戲劇化了，但他仍然主要是作為一個坐而論道的思想者而存在的，他的思想也主要是通過滔滔不絕的演說來直接傳達的，這就影響到小說的可讀性。在這一點上，它與時代盛行的理論先行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有相似性。即作家不僅要再現現實，而且要寫出現實發展的未來趨勢，亦即要對現實作理想化的改造，使之符合一種“本質真實”。這種“客觀的理想主義”和無名氏“主觀的理想主義”都是建立在對現實的加工和合目的性改造之上的。所以它與後來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結合”的理論也是相通的，都存在著根據主題需要去組織情節，結構作品、突出中心人物的特征。這種現象頗有吊詭意味，從中也可以看到時代對於文學的深刻影響，它使兩種背道而馳的創作追求竟能殊途同歸。無名氏過於高揚的浪漫主義救世精神，最終使小說成為主人公的長篇思想獨白。
從“史”的角度來衡量，《無名書》表現出很多缺失，表現出一種過於主觀化、內在化、心理化的傾向；但從“詩”的角度來說，它卻是非常成功的，因為他寫出了“時代”在人的心靈感受中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以“寫實”和“表現”相結合的方式，抒發個人對於時代社會的體驗和感受，是《無名書》寫作的一種獨特的嚐試，這種探索勇氣還是值得肯定的。
第六章 “不合時宜的優雅與浪漫”
那時瀕於崩潰而又趨於瘋狂的國統區，真不啻是一座失火的森林：濟慈的‘夜鶯’和雪萊的雲雀早已飛走了，也見不到布萊克和裏爾克的‘豹’，隻剩下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嚎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綠原《胡風和我》
在任何時代，中間分子總盡了很大的貢獻，他們往往是文化的保姆，假如有一個時代不容中間分子存在了，這就是文化倒退的時代。
——無名氏《淡水魚的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