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隻要說要用多少勞力，他自己門都不出，隻要在喇叭上喊一聲，第二天就會有人給他派去。外隊的不說，光我們生產隊，青壯年全部被派去給他打夯，抬石頭，燒瓦什麼的，剩下些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做得了多少事？都霜降過了，紅苕還全部在地裏，麥子還沒點了幾顆。我們幾個老漢兒建議說抽部分人出來把地裏的紅苕搶回去，把麥子點了。哪曉得這一下惹著了死整人噢，這是群眾給他起的，有的還叫他整死人呢，他放大話說：我看誰個膽子這麼大，牆淋垮了他負責不。我當時也是氣來莽了，就和他頂了幾句嘴，他當時正忙著修房子，口上暫時沒多說什麼，可是心裏卻恨死我了。你不曉得，他往往就是搞秋後算賬，慢慢整死人的。殊不知霜降才過了不幾天，老天就下了一場大雪，紅苕差不多就爛在地裏了，有的雖然挖回來裝在窖坑裏了，但由於受了霜雪，也都爛得差不多。你曉得，這些年，所有物資都是靠供應，缺吃少穿的，紅苕可是我們的主糧，爛了可怎麼辦？這且不說，紅苕挖遲了，延誤了點小麥。人家有的隊都在搞追灌了，我們隊還在點麥子。延誤了季節，來年根本就沒有好收成。翻年春上，我們說麥子該追肥了，史正仁又動用大批勞力給他打階子石，鋪院壩，砌圍牆，搭樓，粉刷牆壁。這一來，群眾的意見就大上了天，活路做得也沒心腸了。從正月底起，社員家家戶戶就挨餓。二月間，史正仁又去大寨參觀了一月；三月底，他神氣十足地回來了，突然聲稱要反什麼風，這下他報仇的日子到了，說什麼我建議停修房子搞生產是在搞唯生產論，更奇怪的是說我不滿現實，什麼古話(蠱惑)人心，是在迎合我們的黑主子搞複辟。當時我也氣昏了，便毫不客氣地說：你這類幹部簡直就連過去國民黨的幹部都不如！這下可糟了，他硬說我是說的是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好。加上原來收自留田地時，我又說過如果不是下放點自留地的話，怕把農民餓死完了，這下子，他們就說我是在說反動話，還找了幾個人專門整我的材料，說是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這一來，我一夜之間成反革命了，把我弄去全大隊遊鬥。說還要挖祖墳，查三代曆史。我倒希望他查查我們家的三代曆史，結果他們又不查，實際上他純粹是公報私仇，借機整人。受他氣的人還不止我一個，還多得很。他一天放下生產不管，說隻要階級鬥爭搞好了，生產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天天在開會搞階級鬥爭，以致錯過了麥收季節。後來一連幾天大雨，本來是栽紅苕的天氣，才忙著收麥子，等冒雨把麥子收打了，太陽出起，又怎麼能栽紅苕。你說，社員到哪去有吃的？去吃什麼？好多社員都餓起了病，我的水腫病也就義發了。”停了停，老人長歎一聲說：“他倒不怕，今天這個隊送，明天在那個隊去借，什麼借，話好聽，野貓子借雞……我說那該死的，也不知要把我們害到啥時去。去年有一段時間，聽說要整頓軟、懶、散，那時我們都盼望著老支書能再上台，卻知後來又說這也不對了，我真不理解，一天就光搞鬥爭嗎？人也還要吃飯啊！”
懷誌聽著老人的話，他並沒有插言，隻是在心裏琢磨這些話是否正確。會這樣嗎？史書記當大隊書記上任才兩年，生產隊長的職務他都還沒有辭去呢，我可不能聽一麵之詞而對人起成見啊！但要說不是，這社員沒吃的，史正仁的新房蓋得那麼漂亮，這些又都是事實。況且父親從來是不會冤枉說一句話的呀！他無法理解，也不能作出任何結論。因為他相信黨，從而也就相信黨領導下的每一個幹部。雖然他今天看到的現實和書本上寫的，老師講的，報上登的是有很大的差距，但由於他信奉社會主義的信念太堅定了，所以，他還是不願意輕易地去懷疑現實的。
老人又說話了：“不過，我們是舊腦筋、老骨頭了，沒法和你們這些年輕人比，你們是新思想，我不願意你們受我們的影響。但是，我還是要給你說一句，不管他是史正仁也好，還是田支書以及其他任何人也好，你是知書識理的人，一定要記住：
對大家有益的事就去做，對大家有害的事情就千萬不要去做，哪怕就是死，也不要去幹那些損人利己、傷天害理的事，去丟我們祖宗幾十代人的臉。夜已經很深了，你就去睡吧！”
對於父親的話，懷誌從來都是很聽的，但今天晚上，他卻沒有說一句話。一方麵，這兩年他在學校讀書，對於家裏發生的事情還不是多麼了解，況且平時父母也沒有對他說起過這些事；另一方麵，他心裏是在想，對任何事情都要一分為二，而今晚父親說的全是人家不對，難道自己就對完了，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嘛。他想著，慢慢地睡著了。
史春英挑了一中午水，回到家裏，她已經感覺到這農村活路的苦頭有多大了。她洗了手腳，和衣睡在床上，等到母親來喊她吃飯時，她覺得渾身像用木棒砸過似的一樣難受，便說：
“讓它涼著吧！等會兒我就起來。”母親用力抽了兩口旱煙，出去了，整個房間裏的空氣頓時變了，煙霧團團升起，春英心裏油然生起一種厭惡感。
春英的哥哥史正仁進來了，他一進門就問了聲：“妹妹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