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能這樣。”春英說。
“啥？你該不是神經有什麼問題吧？”史正仁感到很驚訝。
他甚至有些懷疑是不是自己聽錯了。
“學校領導經常給我們講，農村正需要我們去建設，我們決不能有下鄉鍍金的思想。一定要紮根農村一輩子。”春英還在解釋著。
“哼，你思想倒還挺好啊，但可惜你沒有三頭六臂！”史正仁挪動了一下椅子，猛地站起，指著春英說，“這事由不得你，你是我的妹妹，我要向你負責，我也有權安排你，你得聽我的。”他根本沒想到自己的好意會招來妹妹的反對，他在屋裏生氣地踱了兩步，自言自語地說：“都是那些臭知識分子和該死的書本害人！”春英還想說什麼時，史正仁有些火了，他向門口走去，而且邊走邊說：“我真想不管哪個的空閑！”
這時，春英的父親史朝壽、嫂嫂李瓊珍都回來了，母親又在催吃飯，小侄女玲玲端著個小花搪瓷碗，調皮地跑到春英屋裏來連連喊：“姑姑，快起來吃飯！”
春英悶悶地起來，她不是不理解哥哥的好意，她是討厭哥哥那盛氣淩人的行為和一味堅持己見的態度。她胡亂扒了幾口飯。母親邊吃飯還邊在嘮叨些“哥哥是在為你好，一定要聽”之類的話。春英覺得心裏很煩，放下碗出去了。
史正仁滿腹牢騷地吃著飯。他深知妹妹的性情有些倔強，但他不理解為什麼妹妹竟會如此不依好，這些在別人看來是打著燈籠火把也難找的好事，妹妹卻是如此的不領情和不識好歹。
這些不可理解的煩惱就如飯菜一樣往他的肚子裏鑽。他越是不理解，就越是生氣，幹脆放下碗筷回臥房去了。這在史正仁來說，還是第一次遇見這般恩將仇報的人，恰巧又是自己的親妹妹，他思前想後，腦子裏的煩惱更是有增無減，他想：“我史正仁從生下來，就沒有受過人家的氣，小時候和別的孩子一起玩的時候，我用石頭把一個孩子腦袋打了一個窟窿，爸爸打了我一巴掌，媽媽為了護我就和爸爸打了一晌午架，還兩天沒給爸爸煮飯吃。十四歲那年的一天早晨，我去放牛，由於跑去釣魚，結果牛在陡崖上摔死了，爸爸要打人，媽媽就把我給藏起來了；在學校讀書時，我的成績也一直是好的，還一直擔任班上的幹部。直到高中畢業，回到隊裏會計趙昌良說我幹活不行，不給我上夠成人工分，受了一口氣。四年前，在我當支部副書記時，趙昌良恰巧把社員們的幾丈布證搞丟了，總算我有了出氣的時候了。這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開了幾個晚上的批判會，才吊起打了一頓，他竟然自己去上吊死了。雖然社員們的布證後來又補發了，但那時布證是人均每年才五尺呀，成人還縫不了一套衣裳，黑市上賣到七角多錢一尺的，誰知道他拿去幹了什麼，當然是畏罪自殺。全大隊的人，誰敢惹我？哼，我倒也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就拿原來的支部書記田萬山來說吧！說到田萬山嘛，不過，我倒還有些對他不住。我確實是他一手培養起來的，教我耕田耙地，又提拔我當作業組長、生產隊長，還介紹我入了黨，推薦我當了大隊支部副書記。他對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抓他、鬥他，給他搞黑材料的事不是不曉得，但他毫不介意，從來沒有想過要報複的話。但又把話說轉來，那幾年我可的確是幹得出色的，糧食雖然增產不大，但階級鬥爭是抓靈了的，在大隊揪出了暗藏的階級敵人，潛伏下來的特務，這特務後來畏罪自殺了。可是，你田萬山也不對呀！
你就不應該庇護這個特務嘛！明明他是被國民黨軍隊俘虜過，後來又受委派來共產黨內探聽消息的，你卻偏要聽他說什麼，是被俘後，伺機殺了一個國民軍官後又跑回到共產黨這邊來的，還證明他是什麼三三年就參加童子團鬧革命的，你又不是不知道，這些家夥不挖出來，我怎麼能出名？這就是你在犯我嘛！
再說，我那個軍婚，你也不該那麼嚴厲地批評我啊，還要我在支部會上作檢討，年輕人嘛！一點生活瑣事。幸好這都是我當了書記以後的事，雖然對我沒有多大傷害，但影響畢竟不好啊！
唉，也怪你田萬山自己不識時務，而不能怪我史正仁是栽林養虎，虎大傷人。況且，這叫鬥爭，有鬥爭就有你死我活嘛，又何必大驚小怪！同時，你可知道這書記是要職呀，你不倒，我怎麼能當得成？其實，我也還是重感情的，我不是又讓你當了個副大隊長主抓生產了嗎？有你頂著幹，我就可以優哉遊哉了。要是出了什麼事情，我還有擱手拐子的地方呢。
“再說家裏，爸爸是個三天不開兩句腔的老實人，母親是處處護著我，一切依我的，老婆是我打罵慣了的，她敢怎樣？不過，說到瓊珍嘛，她倒也夠苦的，每天做家務、出工，就連洗臉水都給我端到麵前來。但是，這又有什麼了不起，老婆嘛，本就是侍候男人的，苦點有啥關係，況且，家裏的生活可不孬，要是你去給別人變婆娘了，恐怕又苦又累還吃不上一碗好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