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
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歌的傑作《木蘭詩》，一開頭就引人入勝地把讀者帶進了一個普通的北方農戶家庭。在男耕女織的古老畫麵中，木蘭女的老式織機反複地唱著同一支疲憊的歌，單調的唧唧聲不知歌唱了多少年；急促的唧唧聲不知流傳了多少代，不停地叩擊著一代代人的心弦。
不過在木蘭生活的時代，織的布大概並非棉，而是齊紈魯縞，因為當時棉花在中國境內種植得還不普遍，中原地區的棉紡織品還比較稀奇珍貴，輕柔溫暖的棉布製品甚至比羔羊皮、狐狸皮都珍貴，能用上棉衣被者非王公貴戚莫屬。
直到宋朝，隨著邊疆地區與內地的交往頻繁，大量的棉紡織品才從南北兩路輸入中原。南路最早出現棉花的地區是海南和瀾滄江流域，之後傳到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區。北路始於西北地區，即西域諸國。人們發現，棉花是比之桑蠶，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苧，免績緝之功，得禦寒之益，可謂不麻而布，不繭而絮，又兼代氈毯之用，以補衣褐之費。棉花和棉布深為老百姓所愛，又得到元明統治者的大力推廣，很快在內地廣為流行，植棉和棉紡織技術也逐漸流傳。棉製品這種舊時王謝堂前燕，逐漸飛入尋常百姓家。
在中國棉紡織業漫長的發展進程中，曾經出現過四個重要的轉捩點，黃道婆在宋元之交的出現，象征著棉紡業的第一次飛躍。民間女子黃道婆是鬆江烏泥涇（今上海市徐彙區華涇鎮）人，她不僅為鬆江、江南以及大江南北紡織技術的傳授、推廣和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在她的帶動下，上海自明朝起逐漸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紡織和手工業中心。各地采購棉布和棉織品的商賈雲集上海灘，促進了上海本地和江南紡織業的蓬勃發展。明朝開始，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進入興盛時期，當時棉布已十分普及，除自足外尚可出口。到了清朝，棉紡織品五光十色，呈現了空前盛況。清朝後期鬆江大布、南京紫花布等名噪一時，成為棉布中的精品。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按中英《南京條約》辟為商埠後的上海，立即成為西方列強的垂涎之地，許多外國洋行紛紛來此搶灘，並爭相投資碼頭建設、金融、船舶修造等產業。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西方列強攫取了更多特權，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土生土長的中國自然經濟再也無法抵禦洋貨的長驅直入，逐漸自行解體，首當其衝的就是棉紡織業。洋紗的價格和棉花的價格比較起來，顯得非常便宜，所以用洋紗織布就比用中國人自紡的紗合算。1868年廈門海關報告中的這段話，正是當時洋紗取代土紗原因的真實寫照。
隨即出現的情況就是洋布掃蕩了土布，僅僅相隔20年，就使19世紀60年代前土布遍銷內地的商情，一變而為通都大邑，（土布）竟至絕跡。到了20世紀90年代，多以婦女從事的家庭手工紡織作坊相繼停業，正如中國新詩的倡導者、嚐試派代表詩人之一劉大白在《賣布謠》中寫道：
嫂嫂織布，哥哥賣布。是誰買布，前村財主。土布粗，洋布細。
洋布便宜，財主歡喜。
土布沒人要，餓倒哥哥嫂嫂！
在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的同時，上海也成為孵化中國民族工商業的溫床。於是第一代民族工業資本家艱難地露出了小荷的尖尖角，其中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無疑是出類拔萃的代表人物。榮氏兄弟繼創辦麵粉廠後，在上海招股創辦申新紡織公司，並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棉紡織集團，被稱為棉紗大王。綿延千年、曾遍布於江南及中國各地的傳統紡織業，終究為近代紡織業所取代，上海和中國的紡織技術發展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也成為棉紡織業的第二個轉捩點。
由於日本侵華和國內戰爭等原因，中國棉紡織業幾經挫折，奄奄一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棉紡織業迎來了第三個轉捩點，由瀕於死亡而變為枯木逢春。政府接管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各廠，改為國營企業。對民營紡織廠逐步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公私合營階段，最終也轉為國營。又自行興辦了大規模的紡織機械製造廠，建設化學纖維製造廠，紡織工業開始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棉紡織業已成為當時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的行業，而且細紗千錠時產量也達到世界第一，上海則成為全國最大的紡織業基地。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棉紡織業進入第四個轉捩點，進入一個行業企業百舸競流的繁榮時代。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一個在紹興柯橋布街起步的中國輕紡城，曆經二十多年的風雨沐浴，已從一個原始的棚頂市場發展為目前全國規模最大、設施齊備、經營品種最多的紡織品集散中心，也是亞洲最大的輕紡專業市場，被稱為國內專業紡織品市場的航母。
然而，後來一座座輕紡城、服裝城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不斷拔地而起，使紹興的中國輕紡城霸主地位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海安蘇通國際輕紡城、上海楊浦國際家紡城、上海楓涇服裝城、吳江國際紡織城、常熟國際服裝城、蘇州相城國際服裝城、高郵黃氏國際服裝商貿城等，都無一例外地宣稱要在規模、環境、服務等諸方麵超越中國輕紡城，成為業內航母。而無錫一市兩城更是咄咄逼人，誌在必奪全球第一的桂冠，並聲稱其中的新世界國際紡織服裝城將成為巨無霸，市場明確定位為中國紡織服裝一級批發總站；而另一個東方國際輕紡城的目標則是建一個兩倍於柯橋中國輕紡城的大輕紡城，成為全球布碼頭。
紡織業的春秋戰國局麵出現於長江三角洲乃是意料中的事，因為它是這一地區的傳統產業、母親工業。作為長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上海，又是中國棉紡織業發展進程中四次轉捩的焦點。而從上海走出來的農家女子黃道婆，這位促進棉紡織業繁榮發展的不祧之祖，毋庸置疑地成為這座焦點城市中的焦點人物。
二
上海在元明之際發展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紡織和手工業中心，也使它的經濟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在此之前，中國的棉紡織業主要分布在新疆、雲南、閩廣等地區，直至宋元時期才在全國其他地區逐漸普及。海南島是那時中國的主要植棉地區之一，包括軋、彈、紡、織、染等的一整套棉紡織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已在那裏得到普遍應用，崖州（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崖縣）的黎族人民甚至能夠織出極為精致的花被、縵布、黎幕等產品。而在那個時候，包括烏泥涇一帶的鬆江還是一個棉植業落後、棉紡織技術原始的地方，沒有踏車、椎弓等器械，農民用手剝剖棉籽，以小弓子拚彈淨棉，軋棉、彈棉的功效和質量非常差。
元成宗元貞年間（1295～1296年），獨居崖州並在那裏向黎族人民學習了棉紡織技術的黃道婆返回故鄉，帶回了軋棉車、彈棉椎弓、紡車、織機等生產工具以及先進的生產技術，並結合內地的紡織工藝加以改造，而後傳授給鄉人，使鬆江的棉紡織技術立時綻開新花。黃道婆在棉紡織技術上的貢獻，是她提出了一套融合黎族先進棉紡織技術和內地固有的紡織工藝於一體的新技術，其中最重要的是捍、彈、紡、織四項。
捍是指軋棉去粒。黃道婆以黎族的踏車為基礎，創造出一種纜車，取代了過去用手剝籽或用鐵杖擀去籽的笨重方法。纜車的主要結構為一對輾軸，即一根直徑較小的鐵軸配合一根直徑較大的木軸。將棉粒喂入兩軸之間，利用這兩根直徑不等、速度不等、回轉方向相反的輾軸相互輾軋，使棉粒和棉纖維分離。這種方法不僅比手剝籽省力，而且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攪車的應用是當時棉紡織生產中一件重大的技術革新，它比元朝王禎《農書》所記載的需要兩人手搖的軋花機有了明顯的改進，比美國人維特尼發明的軋花機要早五百多年。
彈是指有開鬆除雜之效的彈棉工序。黃道婆把原來彈力較小的線弦小弓，改製成強而有力的繩弦大弓，把用手拔弦彈棉，改為以彈椎擊弦開棉。這種改動使所彈之棉更輕、更鬆，為後麵的紡紗、織造工序提高質量創造了條件。
紡是指紡紗。在黃道婆之前，鬆江一帶用於紡棉的紡車都是手搖單錠紡車，紡紗效率極低，兼之車的原動輪較大，紡錠的轉速較快，紡紗時棉紗往往因牽伸不及或撚度過高而易於崩斷。黃道婆針對這種情況，將此紡車的原有結構進行了大膽的改動：一是增加紗錠，使其紗錠多至三枚，並將手搖改為腳踏；二是改變其原動輪的輪徑，使之適當縮小，從而既提高了功效，又解決了棉紗斷條問題。經她改進的這種三錠腳踏紡車，由於性能良好很快就得到推廣，並且一直被人們采用，甚至到今天仍在一些偏遠地區應用。三錠腳踏紡車是紡織技術史上的一項重大發明，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紗機械。英國科學家、史學家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發展史》一書中提到，黃道婆紡車明顯出現在歐洲紡車圖畫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