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曾經有過大紫大紅年歲的吳派，也總有一天從盛大走到了窮途。正如清人方吉偶題杜瓊山水卷所言：有明一代，高手出吳門，末流亦在吳門。在陳淳、錢穀後，吳派又苟延了一段時光，終成衰頹之勢。正宗的吳派江河日下，一個新的繪畫潮流華亭派繼之而起，開始登台表演。
華亭派，顧名思義是由居於華亭一帶的畫家組成，華亭就是上海的前身。幾個世紀以來，上海一直是個小漁村。天寶十年（751年），唐朝廷設立華亭縣（治所在今鬆江），上海地區隸屬昆山、華亭兩縣。如前所述，到了宋淳化年間（991年），隨著經濟發展和商貿繁榮，商船就選擇了今天的黃浦外灘為停靠碼頭，河西岸逐漸發展為一個新的港口和商業中心，上海鎮也就這樣應運而生了。南宋時，上海已成商船雲集，運輸繁忙的港口。當1292年元朝在此獨立設縣時，上海也成為與泉州、廣州齊名的開放港口城市。
從元朝開始，名不見經傳的鬆江（治所在華亭）已超越吳、杭、越等千年古城，在一躍成為全國最大棉紡中心的同時，很快也成為文人薈萃之地。專攻山水的名畫家曹知白出生在此，他和張梅岩、沈月溪、張可觀等一起，推動了鬆江畫風的興起，也吸引了蘇州、太倉一帶的名家常來鬆江聚會，共同交流畫藝。其中如元初著名書畫家趙孟頫及其原籍鬆江貞溪的夫人管道升常來鬆江盤桓，留下很多墨跡。稍後，浙江諸暨著名詩人、書畫家楊維楨移居鬆江，他的很多學生也追隨而至。
及至元末，到處兵連禍結，唯地處海隅的鬆江卻保持著一方淨土，境內又有九峰三泖等清幽的自然環境，不少書畫名家從四方會聚至此，鬆江畫壇一時人才薈萃。當時來鬆江暫居、移居的著名畫家，有元末四大家中的黃公望、倪瓚、王蒙以及高克恭、柯九思等。元朝鬆江富翁呂璜溪興辦的應奎文會，成為鬆江畫家定期聚會的場所。群賢畢至，老少鹹集，極大促進了鬆江繪畫藝術的發展，為鬆江畫派的形成做了準備。到了明朝，沈度、張弼、莫是龍、顧正誼、孫克弘等文人或精繪畫或擅書法，日久濡染風氣，對當地的文化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莫是龍、顧正誼與孫克弘是鬆江畫派興起的第一代畫家。莫是龍工古文詞書畫，譽滿文壇，對當時鬆江畫壇影響很大，著有《畫說》一書，流傳至今。顧正誼初學畫於本地畫家馬琬，後出入元季四家，早年即以詩畫馳譽江南，曾是董其昌的老師。孫克弘初以花鳥著名，晚年又學馬遠水及米氏雲山畫法，並擅人物、蘭竹。他個性豪爽，交友極廣，提攜後進畫家不遺餘力。三位畫家不僅在繪畫上均有造詣，對繪畫理論也各有闡揚，而且又都是當時華亭望族，家藏豐富的藝術珍品，可供鑒賞觀摩，從而成為早期鬆江畫派的核心人物，領導並推動該畫派逐步進入興盛時期。
到了晚明時期，江南一帶畫派、流派林立。其中已有畫名的顧正誼、莫是龍、孫克弘等人，依其祖居之地世稱華亭派，又因華亭為明鬆江府治所，所以也稱鬆江派。當時同存於華亭地區的流派還有趙左的蘇鬆派和沈士充的雲間派。一般認為，鬆江畫派是明末鬆江府境內蘇鬆、雲間、華亭三個山水畫派的總稱。此外在浙皖一帶活動的還有以藍瑛為主的武林派、項元汴為主的嘉興派、蕭從雲為主的姑熟派、江蘇鄒子麟等人的武進派、盛時泰等人的江米派，又有淮南劉壽等人的新宋派、浙江上虞許璋等人的越山派等。盡管當時已是吳派末流衰微之時，但諸多畫派都沒有形成足以取代吳派的勢力和影響。
就在這個時候，一位涉足領域很廣、自趙孟頫以來最有成就的繪畫大師卓然而起，擔起了引領、主導晚明畫壇向前推進的主角，他就是董其昌。董其昌家世不凡，他的曾祖母是元朝刑部尚書高克恭的玄孫女，這位高克恭又是宋元之交時與趙孟頫齊名的大畫家。高克恭避亂來到鬆江定居，曆經七世，家族中出了個後代董其昌。董其昌在繪畫、書法、鑒賞、理論等領域無不是當世翹楚；他位居高官，堪於前朝榮際五朝，名滿四海的趙孟頫比肩，影響之大數百年來不作第二人想。董其昌的出現，掀起了中國美術史上的又一次高潮，而後來鬆江之所以得以取代蘇州在繪畫史上的地位，也與董氏生前身後的崇高地位，以及聚集在他周圍的一大批藝術力量有密切的關係。
董其昌本是吳派傳人，自嘉靖至明末為吳派的中堅。以他為核心的華亭派，實際上是吳派的延伸和發展。華亭派的畫風，遠溯王維、荊浩、關仝、董源、巨然、米芾、高克恭等人，實際上是專宗黃公望而稍加變化，思想境界仍然沒有離開吳派的特色。該畫派在技法表現上，注意強調水分和空氣的感覺，畫麵上追求一種溫潤、柔雅、含蓄、安靜的效果，因而一洗沈周、文徵明的習氣，出現新的麵目。其畫風影響了近三百年的清朝畫壇，餘韻一直流傳到民國。
在繪畫實踐上代表當時畫壇最高成就的董其昌，總結和梳理了文人畫發展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推出了最新的繪畫理念，為當時已陷入極度疲頓的文人畫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以董其昌為首、飲譽當時畫壇的畫中九友，都在不同程度上為促進這一畫風流變做出了努力。畫中九友是詩人吳偉業在其《畫中九友歌》中提出來的，這首效法、脫胎於杜甫《飲中八仙歌》的七言歌行，依次謳歌了在明末清初畫壇中占主導地位並且相互關係密切的九位畫家：董其昌、王時敏、王鑒、李流芳、楊文驄、張學曾、程嘉燧、卞文瑜和邵彌。詩中開頭四句讚的就是董其昌：
華亭尚書天人流，墨花五色風雲浮。至尊含笑黃金投，殘膏剩馥雞林求。
畫中九友實際上非屬同一畫派，而是以友誼為紐帶、相互切磋畫藝的幾位畫家。他們的籍貫與生活地域不盡相同，畫風麵目稍有差異，而且水平也是參差不齊，但在美學追求上卻較為一致，在藝術精神和筆墨趣味方麵有著諸多共同之處。吳偉業將其歸於一類雖稍有牽強，但卻並非是全無根據。
二
董其昌生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卒於崇禎九年（1636年），他生活的年代是曆史上罕見的畸形歲月。而從19歲到66歲，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又是在這個曆史上鮮見的萬曆皇帝的統治下度過的。
在位四十八年的萬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鈞，是中國曆史上一位著名的昏君，創下了二十五年不上朝的記錄，隻靠從深宮下諭治理國家，直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才勉強到金鑾殿亮一次相。據說他還是個吸毒者，染有最初從海外傳入中國的鴉片煙癮。朝廷六部有五個部沒有尚書，都察院的都禦史缺額達十年之久；錦衣衛沒有一名法官，囚犯們被關在監牢裏，有的長達二十多年沒有被問過一句話……
萬曆皇帝統治下的大明帝國，內憂外患，病入膏肓，國家機器長期處於運轉失靈的半癱瘓狀態；而一個空前絕後的繁複而龐大的文官係統卻原封不動地存在，成為國家極其沉重的負擔。權臣們爭權奪勢、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在朝廷上不厭其煩地相互扯皮、無休止地彼此責難。曆史上臭名昭著的閹黨擅權與東廠橫行，在萬曆年間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數目眾多的太監貪婪、凶殘，胡作非為，引起天怒民怨。
盡管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年代，但與幾乎所有讀書人一樣，年輕時的董其昌仍然有出仕入相、治國安邦的雄心壯誌。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思翁，別號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鬆江）人。萬曆十七年（1589年）34歲那年，董其昌如願高中二甲第一名進士，三個月之後就被選進翰林院，任負責起草文書和編撰官史的庶吉士。翰林院雖然隻是五品衙門，但在明朝後期的政治中地位重要，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已成為仕途升遷的捷徑。
董其昌先充任皇長子朱常洛講官，他曾在皇長子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政治夢想，卻因與皇長子的過從甚密引起了皇帝的不滿，不久被調離該職位。禍兮福所倚，當時的董其昌哪裏能想到，這次調離對於他來說真是件值得慶幸的事。萬曆年間，諸王子為爭奪皇位，曾出現過朱翊鈞下詔將長子、三子、五子並封為王的三王並封事件，後來宮廷內更相繼發生了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幸虧董其昌甩一甩寬大的長袖走了，雖然走時感到那麼無奈，然而卻使他僥幸繞過了險惡的宮闈硝煙。
離開宮廷，董其昌被授以湖廣按察副使，位居四品，看似升遷，實則外放。董其昌大概內心感到不平衡，以稱病方式拒絕赴任，呈請保持翰林編修之銜回鄉養病。其後他有過幾次複出機會，但都不太稱意，遂繼續賦閑在家。時來運轉是在天啟二年（1622）春，年近七旬的董其昌在好友的提攜下，應召北上，任太常寺少卿兼國子監司業（四品）。從此青雲直上，旋擢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三品），又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三品），再擢禮部左侍郎，直至官拜南京禮部尚書（二品）。1626年因黨爭激烈，他上疏乞歸。崇禎四年（1631年），董其昌再次複出，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為正二品的實職，可惜他已垂垂老矣。1634年恩準辭官，詔加太子太保（從一品），返回鬆江。
官運亨通的董其昌，早在被免去皇長子講官職務後，就開始聰明地進行人生的選擇和轉移，把對政治的熱衷逐漸轉化為對藝術的興趣，靈活自如地集為官為隱於一身，以從事藝術創作為終身誌向。他與好友陳繼儒（明朝文學家和書畫家）泛舟江中時，就曾有感而發，傾吐了親近江湖、遠離廟堂的心願：己亥子月，泛舟春申之浦，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係之舟，惟吾仲醇，壺觴對引，固以胸吞具區，目瞠雲漢矣！
在烏紗帽未脫、大紅袍著身的情況下，董其昌的足跡就踏遍了江南山水，從南湖、太湖、洞庭湖到湘江、長江，從石鍾山到靈岩山、黃山、廬山，從大自然中汲取藝術的靈感。一次董其昌遊覽廬山，夜宿廬山西麓佛教淨土宗發源地東林寺，在暮鼓晨鍾聲中寫下一首《東林寺夜宿》，抒發了悠然自得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