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文人的山水詩中，不乏詠海詩。但詠海之人並非都曾親曆大海，多數隻是站在海邊，觀滄海而發浩歎，望洪波以詠壯誌，畢竟古人鮮有出海遠航的機會。
在曆代詠海詩中，曹操的《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是當仁不讓的狀元篇。遙想當年這位將軍詩人，鎧甲在身，征塵未洗，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吟下了這一首大氣磅礴的壯麗詩篇，足令後人難以望其項背，唯有欽佩不止。
詠海詩的另一名篇是蘇軾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這首詩寫於他被貶謫南荒儋州三年之後。當時他以65歲的高齡獲赦北歸，並於六月二十日夜渡過瓊州海峽，親眼目睹了海上奇景、星月壯觀，見景抒情，感歎人生。詩人波瀾起伏的情感與大海壯闊無際的胸懷相融合、共鳴，他大聲告訴大海：得以茲遊奇絕冠平生，即使九死南荒，我也不會感到遺憾了。詩曰：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詩人總是浪漫的，蘇軾更堪稱浪漫詩人之最。但連他自己也明白，墨寫的浪漫怎能掩蓋海造的驚險，當他夜渡大海時，大海那反複無常的激情，可以如兒戲般地玩弄他並隨時將他葬送。在那個木船渡海的年代，要穿越風急浪高的茫茫大海，一旦大海洶湧起來而無法控製時，大群的船隻就會覆亡（普希金《致大海》）。更何況天常有風雲之變，人焉無禍福之虞？
如果說蘇軾是因遭貶而不得不渡海去海南的話，那麼有兩位不懼海、不怕死的古人，卻是自告奮勇，一前一後登上東去的木船，朝著他們認準的同一目標，義無反顧地去了。他們去的目的地是日本，海上的行程更長，所冒的風險當然也更大。他們的出海，是一次有去無回、慨當以慷的壯行；他們的行動，是一次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壯舉。這兩個人，一個是唐朝的鑒真大師，另一個是明末清初學者朱之瑜。
高僧鑒真是受邀東行日本去傳播佛學文化和唐文化的，他的東渡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悲壯的色彩，十二年中五渡不成，直到第六次，這位年已66歲且雙目失明的戒律大師及其隨從才終於到達日本。鑒真東瀛傳道，為締造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橋做出了曆史性貢獻，他也因此被日本人民譽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在鑒真坐化九百年後，明末清初大儒朱之瑜（朱舜水）於1659年東渡東瀛，開始了他長達23年的寓日講學生涯。他也成為繼鑒真大師之後，在日本傳播儒學文化和明朝文化精華、殫精竭慮地締造中日兩國人民友誼之橋的又一重要曆史人物，因此朱之瑜被譽為日本的孔夫子。
與前輩鑒真大師有所不同的是，朱之瑜並非受禮邀專程前往日本弘揚中華文化。他是在追隨鄭成功北伐反清兵敗後，逃到舟山，眼看大勢已去，複明無望，懷抱孤憤，不得已亡命他國。他是偷渡客、潛逃者、流亡人，當然不可能有鑒真在啟程前聚眾點名、隨從宣誓的那種隆重場麵，但是唯其孤寂無助，更顯出了他那種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勇敢精神，那種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的堅定信心。他的東渡，頗有點像當年玄奘的西行，那也是一次偷渡行為，一次與死亡為伴的壯烈而危險的遠征。
搭乘商船的朱之瑜，初衷是閉門掃跡，而且本來準備在途經日本長崎後再往安南，因為德川幕府已實行鎖國政策四十年，中國人無法獲準寓居日本。但由於一位素來仰慕他的弟子——仕於柳河侯的安東守約（號省庵）聞訊趕來謁見並懇切挽留，使朱之瑜得以留下。安東省庵又為他上書申訴，四處奔走請托，終於得到長崎奉行（鎮巡）破例開此厲禁。雖然流亡日本，但朱之瑜並沒有終老於斯的打算，隻想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粗茹藿，操婢仆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他自稱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直至70歲依然沒有放棄歸國的打算。對老師的高風亮節，安東省庵曾作詩讚曰：
遠避胡塵來海東，凜然節出魯連雄。曆忠仗義仁人事，就利求安傘俗同。昔日名題九天上，多年身落四邊中。鵬程好去圖恢複，舟楫今乘萬裏風！
朱之瑜學識淵博，但卻深藏若虛，定居日本後，其學問不大為時人所知。安東省庵是他的第一位日本學生，出於內心的仰慕和欽佩，他用自己一半的俸祿供養孤身飄然的老師，並資助其講學。盡管他自己所剩不多，生活也變得拮據，而且受到親朋的勸阻和恥笑，但他從未中斷對老師的照應，一直持續到1665年。弟子情之重、誼之深，使朱之瑜深為感動，最終決定留駐日本，而他與安東省庵在生活上互相關心、照應，在學術上互相尊重、切磋，患難中的真情日久彌深，終生不渝，也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談。
隨著年僅27歲的小宅生順奉命到長崎尋求碩德耆儒，使朱之瑜的人生命運出現了新的轉折。當時掌控一方的大名（諸侯）——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國（源光國）急欲培養人才，但苦於缺少師資。這位德川光國被人們稱為水戶黃門，其祖父就是終結了日本戰國時代，統一全國的德川家康，他建立了統治日本長達264年的江戶（今東京）幕府，史稱江戶時代；其父是水戶藩第一代藩主德川賴房。德川家康分封他的三個兒子為藩主，鎮守在三個重要的地方，德川賴房被封在水戶城，世襲水戶藩主，又稱水戶侯。水戶藩可以在江戶設藩邸，長駐江戶。
才識過人的小宅生順在與明遺民朱之瑜的接觸中，發現他通今博古、山峙淵渟，就立即推薦給了手握大權、求賢若渴的德川光國。1665年，德川光國派了使臣，備了厚禮，把朱之瑜從長畸請到江戶（今東京），待以賓師之禮，執禮甚恭，乃至不敢直呼朱之瑜之名。據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記載：先生在江戶時，源光國敬禮之，不敢稱其字，欲得一庵、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鄉山水為號者。暞舜水之稱如此。朱之瑜以家鄉一條舜水的河名為號，以示不忘故國故土之情。
德川光國天資穎悟，學識超群；謙虛有度，禮賢下士；寬厚仁和，愛民如子，深得朱舜水讚佩。此後朱舜水就留在江戶，在江戶、水戶等地講學，講學時老者白須白發，亦扶杖聽講，並被日本一些學者奉為泰山北鬥。他與德川光國經常談論經史，講究道義。德川光國在江戶為朱舜水構建新居，初時朱舜水因反清複明大業未成，以恥逆虜之末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誌為由四次力辭。但後來還是推辭不過，住了進去，並且在這裏奄然而逝，遺址就在今東京大學農學部。
魯迅在其散文名篇《藤野先生》中有這麼一段話：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裏。不知怎的，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隻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看來魯迅也給懵了，朱舜水客死之地在江戶，並非水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十七日，朱舜水病逝日本，享年83歲，他死後德川光國破例按明朝儀式為他選址、建墳、立碑。在朱舜水死後第十天，德川光國給予他以當時最高榮譽，將他安葬在常陸久慈郡大田鄉（今茨城縣常陸太田市）瑞龍山麓的水戶德川氏墓地，德川光國率其世子及諸朝臣齊臨其葬。
瑞龍山為水戶德川家族曆代祖塋之所在，風景優美，平民不得葬此。
入山百步餘，為德川光國的衣冠塚；再上坡二十餘級，為德川光國暨配夫人之墓。左折而東百步餘，則為朱舜水之墓，墓的四周是四季青翠的喬木，中有石台，台前有石碑一通，正麵為德川光國親題隸書明徵君子朱子墓，兩側碑陰，是朱舜水的學生——後來成為名鎮四方的大儒安積覺所刊之文。墓前左右有石片對立，如中土照門；旁有土墳起，半環如脊，仿佛護龍；墓道西向，據說是朱舜水遺囑之意，殆不忘中土之意，以顯逝者之心。次年忌日，德川光國祭舜水墓時與群臣議，諡朱舜水曰文恭先生，取古言德道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之意。
日本民眾對朱舜水十分崇敬，在他死後周年時，被譽為17世紀日本關西巨儒的安東守約在祭文中哭道：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雲墮。有疑誰問！有過準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這表達了當時日本學者和民眾的心情。如今，水戶市立有日本十大思想家的塑像，朱舜水是其中唯一的外國人。
二
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股勢力在京城進行較量，中國曆史進入了又一個多事和多難之秋。
在西安建大順政權的李自成，率農民軍渡河西進，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中午進入北京城。與此同時，已經成為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和太監王承恩一起自縊於北京景山，明遂告亡。旋即，多爾袞率清軍尾追農民軍，於五月初二攻占北京。
崇禎皇帝在萬歲山上吊自殺的消息傳到明朝陪都南京，引起這裏的明朝大臣們一片驚慌。國不可一日無君，他們麵臨著解決王朝繼統的問題。崇禎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在閹黨阮大铖與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密謀下，擁立了一個逃到南方的福王、酒色之徒朱由崧做皇帝。於是南京建立了一個史稱南明的政權，曆史上把朱由崧稱為弘光帝。
其時在江南總兵方國安的薦舉下，朱之瑜多次被皇帝徵召，但受東林黨和複社那種疾惡如仇、剛直不屈的品格所激勵，他始終不受，以致不得不星夜遁逃以免遭拘捕。把持南明朝政的閹黨馬士英仰慕朱之瑜之名，又請朱之瑜親家何東平再三勸勉他入仕，但朱之瑜誓不與馬士英、阮大铖等奸黨同流合汙，不顧身家性命而予以斷然拒絕。
麵對清軍滾滾鐵騎的大舉南下，在兵臨城下、國家垂亡的千鈞一發之際，南明朝廷的將臣們還在不顧一切地上演著一幕你死我活、此消彼長的內鬥鬧劇。但素稱書香之地的浙東，從山陰、餘姚到鄞縣，一批愛國文人誌士先後憤然而起，從政從戎，奮不顧身地投入到風起雲湧的抗清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