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訪錄》這部政治哲學的精華版，凝注了黃宗羲超越時空的智慧，集中了他主要的政治思想，表現了他縱橫恣肆、宏偉渾樸的散文風格，因而也成為他人生篇章中最精彩、最絢麗的一頁。
生活在激烈動蕩如其所言的天崩地解時代，黃宗羲親曆了甲申之變、李自成亡明自亡、吳三桂降清反清、順治帝定都北京、多爾袞血洗江南等一係列曆史變故，又目睹了清人在一統中華後重新確立君主專製體製的政治大變動。幾度風雨幾度春秋，幾多變故幾多教訓，黃宗羲在澄思踿踿渺慮、追本溯源後，痛定思痛，不僅對明清嬗替而且對整個中國曆史的經驗與教訓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於是，他從順治十年（1653）到康熙二年（1663）的十年間，先後寫作了《明夷留書》和《明夷待訪錄》兩部以總結治亂之故、條具為治大法為宗旨的政治思想專著。經過長期醞釀，黃宗羲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始作《明夷待訪錄》，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雨窗削筆（《明夷待訪錄·題辭》），也就是補充修改完畢，並寫了序言。這是黃宗羲一生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是中國學術史上具有曆史意義的事情。
明夷本為《周易》中的一卦，夷是傷的意思，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後因以此喻昏君在上，賢人遭受艱難或不得誌。待訪是希望此書成為後人之師，期待後代明君來訪。全名的意思就是黎明前等待明君來訪的備忘錄。《明夷待訪錄》共有論文二十一篇，作者披著夏、商、周三代的理想外衣，托古改製，在其中的《原君》、《原臣》、《原法》、《學校》諸篇中，尖銳地抨擊了家天下的君主專製製度，向世人傳遞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
《原君》批判現實社會之為君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實乃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矛頭直指秦王朝以後沿襲下來的以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的君主專製製度。《原臣》中指出皇帝以法祖為名，把臣僚當做自己的宦官、宮妾，而封建朝廷之臣則以謂臣為君而設者為己任，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原法》批評封建國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以三代之治為楷模，用前無古人的充滿民主思想的大手筆，描繪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在他所設計的新型社會中，政治上首先伸張主權在民、君須為民服務的思想，讓天下成為天下百姓的天下，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原君》）；同時主張實行君臣共治，認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為臣做官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在法製和監督機製上，法律不是皇帝的一家之法，應當效法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原法》）。他設想的未來學校，應該發揮社會輿論中心和議會的社會功能，使之有議政參政的作用，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學校》）。
在經濟上，黃宗羲主張授田於民，以利發展生產，解放生產力。據他以萬曆六年實有田土計算，以實在田土均之……每戶授田五十畝，即可實現仁義之治（《田製二》）。與此同時，他力主減輕百姓負擔，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為則，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田製一》）。黃宗羲還指出，古代聖王實行重本抑末的原意是抑製奇技淫巧的奢侈品以及一切民用迷信用品的生產和經營，並不是抑製正當的工商業，而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三》）。他是中國曆史上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之第一人，為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理論根據。
《明夷待訪錄》這幅閃爍著民主思想光輝的藍圖，發揮了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論思想，並演繹為以反對君主專製、強調萬民地位為特征的新民本思想，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探討中國君主政治製度改良的最高水平。雖然黃宗羲的思想仍沒有跳出聖人之治的窠臼，卻鮮明地反映了明清之際唯物主義思想高漲踿踿的特點，成為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同時代的大思想家顧炎武，高度評價這部書的價值：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未嚐無人，百王之敝，可以複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黃宗羲在世之年當然不可能看到他的思想實現的一天，而且也無法知道在其身後二百多年，當清末維新運動興起時，它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思想武器。維新派主將康有為稱頌黃宗羲為本朝之宗，另一主將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論《明夷待訪錄》
時說：它在我們當學生時，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又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明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思想激進的維新派幹將譚嗣同對《明夷待訪錄》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極為推崇，清末革命派章太炎、鄒容等也都受到了它的深刻影響。而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特地將翻印的《明夷待訪錄》贈送給日本友人。
為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對其著作進行增補、整理，於2005年出版了新版《黃宗羲全集》。曾任葉聖陶先生秘書多年的餘姚人史曉風，將此《黃宗羲全集》贈送給溫家寶總理，總理在《致史曉風先生函》中發出感言：我喜讀黃宗羲著作，在於這位學問家的許多思想有著樸素的科學性和民主性。身為天下人，當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過於萬民之憂樂暞了。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些地方開展並稅除費試點，稅費改革成為弦上之箭，勢在必行。然而改革使農民負擔簡而複繁，出現反彈，反而越改越重，在傳統政治體製下搞稅費改革，又一次跌入曆史的怪圈。曆史上屢見不鮮的明稅輕，暗稅重，集資攤派無底洞現象，又開始死灰複燃；正供有限，而橫征無窮的可怕後果，也逐漸浮出水麵。針對這種現象，1994年的第二期《改革》雜誌刊登了清華大學教授秦暉的一篇文章，題為《農民負擔問題的發展趨勢：清華大學學生農村調查報告之研究（四）》，文中第一次提到一個新名詞——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指的是在深刻反思曆代田賦稅製改革後，黃宗羲得出的一個總結——積累莫返之害。中國曆史上有三次對稅製的重大改革：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法改革、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年）推行一條鞭法和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進行攤丁入畝的賦稅改革。曆史上的這三次稅費改革基本上都是改費為稅，統一稅製，化繁為簡，開始都起到了減輕農民負擔的作用，甚至出現向來叢弊為之一清的局麵。然而持續時間都不長，而且每次變革，都為後來的加稅增費墊高了門檻，使農民的負擔更加沉重。
見天下之田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田製》中分析了使人民苦於暴稅的三害：或問井田可複，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田土無等第之害（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個標準征稅，造成負擔不均），所稅非所出之害（田賦征銀，農民種糧食要等生產的產品賣出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積重難返之害（曆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為此他開出的靈丹妙藥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賦，定稅的標準應以下下為則；第二，征收田賦必任土所宣，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生產什麼繳納什麼，不強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質優劣計算畝積，把土地分為五等，據等征稅，消除因土地質量不同而帶來的賦稅負擔不均的問題。
2000年，稅費改革在全國全麵推廣時，《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秦暉的文章，題為《並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文章很快被多家報刊及主要網站轉載，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和重視。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同誌於2000年底，也就是中央在安徽召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總結會議前夕，在《並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一文上做了批示：
請懷誠、耀邦（劉堅）、馬凱同誌閱。要跳出黃宗羲定律，農村稅費改革就必須堅持減輕、規範、穩定的原則，控製稅賦的絕對額，長期穩定不變；就必須在財政上厲行量入為出而杜絕量出製入。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很值得進一步研究。
溫家寶
十二月廿八日
溫家寶提出穩定稅額，絕對量不變，財政上要量入為出。因為曆史上傳統財政有兩種思路：一種是量入為出，可以從農民那裏拿多少，就辦多少事，不鋪張，不奢華，不搞大攤子；另一種是曆史上的封建朝代通常采用的量出製入，官府需要什麼就向農民征什麼，需要多少就征多少。所欲所求無止境，征收也就無法控製了。
2003年3月6日，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參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討論時說：曆史上每次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進黃宗羲定律暞怪圈。同時總理鄭重表示共產黨人一定能夠走出黃宗羲定律暞怪圈。以後，溫家寶以及負責農業部門的領導幹部，在許多場合都提到這個定律，指出要跳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隨後，全額免除農業稅等一係列惠農政策從中南海頒布向全國，其政策用意就是要讓黃宗羲定律徹底失去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