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在第三次農村革命推動下，農業稅這項千年古製被最終廢除，是中央對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調整，使農民在稅負上處於與城市居民的平等地位。它開創了中國農民無稅的新時代，成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偉大壯舉。
然而好景不長，曾幾何時踿踿踿踿，從浙江蘭溪一個擁有1370人的行政村傳來消息，那裏以宅基地競價拍賣等方式使黃宗羲定律再現。這個村子叫陳家井村，是一個土地資源非常緊張，連續九年未新批宅基地的村莊，在那裏無地建房，農民一籌莫展。2007年有了新的轉機，村委會從蘭溪市國土局獲取了批宅基地用地指標，就以9灡9萬元從農民手中征收了6畝土地，每畝價格是1灡65萬元，設置17戶宅基地，然後以競價投標方式出讓給本村農民建房。150多戶需要建房的農戶中隻有17戶中標競買得宅基地，而6畝土地拍賣金額高達197灡93萬元，村委會從中輕鬆獲得大約187萬餘元的級差地租，平均每畝地競標價高達30萬餘元。即便除去利用閑置的舊屋基，餘下的宅基地如果都按照競價投標的方式進行，村委會至少還可以從農民那兒收入1000萬元以上的宅基地款。
在《明夷待訪錄》問世近三百五十年、社會主義新中國誕生六十餘年後，黃宗羲定律的新版本就這樣堂而皇之產生了。和以往黃宗羲定律現象不同的是，這次不是由於中央和各級政府的賦稅加重，而是來自一個讓農民競價投標購買宅基地的土辦法。農民在權勢大棒的驅趕下，不得不掏自己的錢高價競買自己的土地，盡管早在1993年，中央就下文取消農村宅基地有償使用收費，後來又多次強調這是一項亂收費。特別是當溫家寶總理聞知陳家井村的黃宗羲定律現象後，十分重視，批示國土資源部了解處理，然而處理結果卻是讓人尷尬的無可奉告。
陳家井村圈地、圈錢的怪象，顯示了黃宗羲定律的現代特色——通過土地資源買賣是將農民的財富掠奪殆盡的捷徑。以這種競價投標的辦法非法斂財，遠比當年英國貴族的圈地運動更加高明和殘酷，圈地運動隻是將農民趕出家園，並沒有強令他們交出一筆天價的買地費。陳家井村重現的黃宗羲定律，不僅隻是該村土地問題之冰山一角，而且更是全國土地、礦山、國有資產等大量問題的滄海一粟。充斥於陳家井村的還有土地違法舞弊、礦山采礦權以離奇低價出讓以及農民利益被嚴重剝奪等一係列問題，而該村拙劣的巧取豪奪行為，在中國各地形形色色的低價賤買、高價競買戲法麵前，隻能是小巫見大巫了。
直到今天，黃宗羲定律式的循環往複仍然在不斷地重現、延續和擴展。在經濟領域，每一次稅製改革，看似減輕了人民大眾的負擔，但各級地方政府為維持財政收入，可以無視中央規定，隨意把自己的經濟措施變成政策和法規，編製出新的收費名目。各種利益集團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千方百計地鑽政策、法規的空子，隻要它們發現哪怕是一點蠅頭小利，也會蜂擁而上，毫無顧忌地瓜分掉中央免費送給老百姓的蛋糕。在教育領域，學生和家長們陷入了不斷減負而又不斷加載的困惑中。在行政領域，也出現了黃宗羲定律的漣漪，改革開放以來先後六次行政體製改革，都沒能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無論是行政成本還是人員數量，都是在改革聲中一路攀升。
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中國哪一天能擺脫曆朝曆代都走不出的怪圈呢？
四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因避戰亂，攜家人抵達成都投靠故人嚴武。第二年春，他在友人幫助下於西郊建了幾間茅屋，自稱草堂。將近九百年後，另一位大儒黃宗羲在位於餘姚化安山的龍虎山穀地間，建起了一座龍虎山草堂（又名龍虎草堂）。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位於長江頭的成都草堂和建於長江尾的龍虎草堂遙遙相對。杜甫在草堂居住的三年半中，寫下的詩歌達二百四十餘首之多，達到了他創作的黃金時代，其中有大量膾炙人口的詩篇。而山間草堂蟄居的黃宗羲，三年中撰寫了千古名篇《明夷待訪錄》和《易學象數論》，編輯了卷帙浩繁的《明文海》。
一座樸素簡陋的草堂，給流離失所的杜甫一家帶來些許安慰，杜甫以慣有的安貧樂道的樂觀精神，在窮愁之中寫下了《狂夫》一詩，描述了草堂居所附近的幽美景致：
萬裏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筱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而對草堂周圍山水風光情有獨鍾的黃宗羲，也在《剡中築墓雜言》一詩中深情地歌詠：
昔年曾此作鄰家，依舊水聲徹夜嘩。風景過清銷不盡，滿溪明月浸桃花。
《黃梨洲年譜》載：四明山北麓有化安山，故宋所謂剡中也，東峰狀類虎，西峰狀類龍。抗清鬥爭失敗後，麵對抗清無望的現實，黃宗羲在龍虎草堂潛心著述。他的不少學生、友人來此造訪、問學，使小小草堂一度成為浙東學子聚談論道的沙龍。
龍虎草堂曾於清康熙元年（1662年）遭火災。據黃宗羲小兒子黃百家回憶，當時出書於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幾。五月，他在黃竹浦的故居又遭火災。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的不幸遭遇，對黃宗羲的生活、工作造成很大影響。然而他毫不氣餒，把飛來的災禍置之度外，從頭開始，繼續著述。1995年，在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之際，餘姚市政府在龍山和虎山穀地間的原址上重建了龍虎草堂。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冬，79歲的黃宗羲於化安山下的龍山東南麓自覓墓地，在此起彼伏回響於空穀的舂杵聲中，營建了極其簡樸的生壙，並為此作詩留存：
空穀登登相杵頻，野狐蛇鼠不相親。應知難免高人笑，苦戀生身與死身。
在築墓的同時，黃宗羲從容地寫下《梨洲末命》、《葬製或問》，告誡兒孫給自己安排與傳統禮教相對抗的喪葬：他死後就用平時穿的衣服入殮，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一概不用，意在痛心明亡，以求遺體盡早腐化脫離清朝的世界。他還引現世之例吟詩，闡明不棺而葬不僅古已有之，今人也有先我而行之：
聞說始寧有趙君，不將棺木自纏身。人間亦有奇於我，比例無煩及古人。
他又囑托兒孫，於墓前拜壇下水田分作三池種荷花，相厚之至，以於墳上植梅五株，再有石條兩根，可移至我壙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暞。嚴子陵和虞喜都是隱居於其家鄉餘姚的先賢，前者乃漢朝名士，後者為東晉經學家和天文學家。黃宗羲以嚴子陵、虞喜為楷模，墓前的這副自撰的對聯是他對儒家文化和氣節傳承的寫照，他要毫無愧色地告訴後人：我黃宗羲不事王侯，變名隱居就像東漢嚴光；屢召不至，朝廷遇有大事就像谘訪虞仲寧那樣來谘詢我。
黃宗羲著書、講學，對保存一代之史、維係禮教傳統的文化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其有生之年得到了清朝廷的認可和揄揚。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皇帝問尚書徐乾學：海內有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徐乾學推薦81歲的黃宗羲，並說明黃宗羲曾以老病，辭不赴京，康熙皇帝感歎道：人才之難如此！從康熙元年直到康熙三十四年86歲去世，他在清康熙朝整整生活了三十四年，他的人生定位和文化選擇，盡管充滿痛苦和辛酸，但畢竟是成功的。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黃宗羲離開了他誓不共事的朝代和深深懷戀的土地。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從儉而葬，再次作詩示家人：
築墓於今已八年，夢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輸與鳶蟻笑，一把枯骸不自專。
兒孫們遵照遺囑辦理喪事，黃宗羲的遺體在龍山東南麓就穴而葬，沒用棺木，未立墓碑，由清初著名史學家鄞縣全祖望撰寫神道碑文、蕭山毛奇齡撰墓誌銘。後由高友蘭贈碑石，隸鐫黃公梨洲先生墓。墓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即被毀，直至1981年文物部門才按原貌在原址修複，並公布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重修之墓位於西北朝東南，與坐落在虎山北坡的黃尊素墓相距二百餘米，兩墓遙遙相對，象征著黃氏父子兩代浩然正氣、抗爭不屈的一生。墓的四周是巍巍叢山和鬱鬱綠蔭，秀麗優美，肅穆幽靜。次年有關部門又按原貌在龍山公園重建了四座先賢故裏碑亭，碑亭原建於清朝，是後人為紀念漢朝嚴子陵、明朝王陽明及明清之際朱舜水和黃黎洲而立。
有一種看法認為，黃宗羲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後一位大隱，在他之後的隱士中再沒有比他更大的了。其實，把黃宗羲與曆代大隱嚴子陵、陶淵明、王維、林和靖、倪雲林等人相比，乃至讓他躋身於伯夷、叔齊、老莊、魯仲連等古隱士之列，委實有點穿鑿附會。因為黃宗羲還有同時代的顧炎武等名儒，看似蟄伏鄉間、與世無爭，其實他們是那個時代最熱心於時局而且從事著最激烈反清鬥爭的明末遺民。他們的隱是無奈之舉，表明他們誓不與清王朝合作的決心，也表現了他們以退為進、用筆代刀討伐清王朝的智慧。
因此，黃宗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盡管他也有類似采菊東籬下的經曆，但卻沒有悠然見南山的心情。他一直在冷眼看世界，深入地思考曆史，熱情地喚醒民眾。倘若把他歸入隱士的行列，就必然會引起很多不確切的解讀，也會使他頭上的絢麗光環變得黯然。他與那些超脫現實、逃避社會的隱士們是沒有共同語言的，而他那種敢於尖銳地批判封建社會的異端行為，對於曆代德行清高、心無塊壘地作逍遙遊的隱士們來說，也無疑是夏蟲不可語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