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中國的近代史將關上大門的時候，許多革命誌士和文人都義無反顧地跨越了門檻，走進了現代史的大門。孫中山昂首闊步地進去了，章炳麟目不旁顧地進去了，蔡元培勇往直前地進去了，魯迅鬥誌昂揚地進去了，柳亞子也毫不猶豫地進去了……
但是卻有三位蜚聲海內外的近代才子沒能跨過門檻，或者雖然身體過去了，可是心卻沒有隨之過去，在曆史的交接處印下了憾跡。時隔百年，每每談及此事，仍令我輩喟然歎息。三個人中，兩個是近代文學和藝術界才藝雙絕的風流才子，他們是李叔同和蘇曼殊；另一個則是傑出學者、真正大師級的紅學家王國維。
動亂的年代，無邊的黑夜，葬送了不知多少困惑、苦悶、悲觀、絕望的知識分子。1918年，離五四運動——中國現代史肇端的時期僅有一年，但是兩位近代中國的風流才子卻再也挺不住了，蘇曼殊是徹底地走了，而李叔同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卓越的藝術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也是身猶在、魂卻離，把身體交給了青燈黃佛。誠然他後來對佛學思想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仍讓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
誰都沒有想到的是，1927年6月2日，那一天是陰曆五月初三，離端午節僅差兩天，王國維孑身來到頤和園。他在昆明湖畔徘徊良久，最後默望著粼粼水波，悄無聲息地一躍而下，再也沒有爬上岸來。他做出了比李叔同更驚人的自我毀滅舉動，輕率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湖麵上微微漾起的一圈圈漣漪，成為他生命之旅的一個個驚奇的歎號。
王國維為後人留下了一係列的知識財富，他在哲學、文學和史學上的傑出成就，甚至使現代大儒郭沫若都為之折服，郭沫若說：在近代學人中，我最欽佩的是魯迅與王國維。王國維通過對《紅樓夢》美學價值的研究，寫下了一部大作——《紅樓夢評論》，並做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斷語：隻有歌德的《浮士德》與曹雪芹的《紅樓夢》，才是宇宙之大著述。他所寫的《人間詞話》是轉移一代詞學批評風氣的代表性理論著作。
然而這位以叔本華、尼采為楷模的中國近代優秀哲學家，卻未能正確地探索和領悟自己的人生哲學。在動蕩的社會大變革年代，他把自己緊鎖於書齋中，如同魯迅所說的那樣穩坐高齋讀古書，一如既往地在追求學術真理的同時，也繼續沉淪於大清遺民的殘夢。
1904年重陽節那天，在蘇州任教的王國維一時興起，來到了近在咫尺但他卻始終未能撥冗前往的蘇州名園留園遊覽。突然發現人間竟有如此美景，他不禁流連其間，樂而忘返，還為此寫下了一首《九日遊留園》：
朝朝吳市踏紅塵，日日蕭齋兀欠伸。到眼名園初屬我，出城山色便迎人。奇峰頗欲作人立，喬木居然閱世新。忍放良辰等閑過，不辭歸路雨沾巾。
雖然在留園玩賞之際感到（不）忍放良辰等閑過，可是一回到蕭齋，卻又立即恢複到忍放良辰的寂寞心境。從小就直接感受到家庭冷漠、人生悲涼的王國維，造成了如他自述的體素羸弱，性複憂鬱的痼疾，在他名聲地位接踵而來的時候，卻依然沉湎於悲涼的過去。既不懂得多去幾個留園看看，更談不上去接觸和了解一下外麵的精彩世界，使他最終選擇了忍放良辰、忍放人生。
三位才子的不幸結局令人意想不到，也難以理解，而這種結局又都是他們自願選擇的，因為他們在傳統文化的汙泥中實在沉溺得太久了！曆史的轉折不僅總以一批人類精英的鮮血和生命作代價，而且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拋棄許多黴臭的垃圾，其中難免夾雜一些塗覆著汙泥的金子。
在三位才子的身世之謎中，王國維是最受關切、最費猜測的一位。人生50歲，正當學術鼎盛之際，竟然如此輕率地騎龍而去，不辭而別，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王國維死後，廢帝溥儀賜其諡號為忠愨，但他因自殺行為而為其時共產黨中的激進派所唾棄，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
王國維自溺之謎，撲朔迷離，眾說紛紜。人們在他的衣袋中尋出一封他留給三子貞明的遺書，就成了即使不是唯一但也是最直接的分析依據了。遺書封麵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內容說：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不必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四句話中，三個關鍵字：死是結果，變是背景，辱是原因。對於這個辱字，學者們有不同的詮釋，其中有：殉清說、逼債說、驚懼說、性格悲劇說、文化衰落說等。
逼債說為一部分人所接受，其依據是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有此一說：王國維與羅振玉是兒女親家，羅振玉是集語言文字學家、甲骨文學家、文物收藏家等於一身的大家，也是一位國學大師，羅、王兩家聯姻當屬門當戶對。但因王國維早年曾受羅振玉接濟，羅振玉常以此不斷向他苛索，甚至以將王氏女兒退婚作要挾，令王國維走投無路而自殺。
這種說法有點似是而非，至少不是主因。殉清說的最早提出者是吳宓，吳宓就是王國維遺書中陳、吳二先生的吳先生，陳先生是陳寅恪。吳宓在王國維自沉當日的《雨僧日記》中這樣寫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為殉清室無疑。大節孤忠，與梁公巨川同一旨趣。相比之下，殉清說似乎較有道理，與王國維的遺囑掛得上鉤。
說到變的背景，其時正當1927年春，國民革命軍北伐而上，直（直隸）魯（山東）危急，北京城內一片恐慌。接著又有消息傳來，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被殺。湘潭人葉德輝是前清禦史、著名藏書家及出版家。他的政治立場保守，毛澤東說有人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指的就是他。方誌學家王葆心是湖北羅田人，對經學、史學、文學、教育學等諸領域均有研究，晚年於方誌一門致力尤勤，遺著達一百八十餘種。
同年5月1日的《順天時報》以醒目的版位刊載了被黨軍槍決之葉德輝的通訊，證實了葉德輝在1927年4月11日被農民協會處決的傳聞確鑿無誤。這條消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京城爆炸，引起前清遺老遺少們的極大震恐。同時又傳來了德高望重的學者王葆心的死訊，說他僅僅因為通信中有此間是地獄一語，即被揪出，遭受極端侮辱，終致死亡，又使一些有戀清情結的老遺民在心靈上遭到二度轟炸。後來證實此傳聞純係空穴來風，當時王老先生安然無恙，他是在1944年抱病考察中疲勞過度，歸家後病故的。
一係列足以攪亂人心的小道消息，不能不使清華大學教授王國維在心理上產生極大恐慌。這位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的保皇分子，對當前時局以及軍閥、國民黨、共產黨等革命派情況並不了解，耳聞的多是沾滿血腥的消息，自忖自己為清廷遺臣，北伐軍到京豈能逃過一劫？更可氣的是，北平《世界日報》晚刊上發表了一篇戲擬黨軍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國維大名赫然列於紙上。對前途深感悲觀的王國維，覺得與其束手就擒，受辱於人，莫不如效仿屈子，懷沙自沉，殉節報國，以示對前朝及其末代皇帝溥儀的耿耿忠心。於是他挑選了一個陰晦慘淡的日子，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王國維的摯友、現代極負盛名的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卻說：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說），不關滿清之滅亡（1953年12月1日《對科學院的答複》）。陳寅恪是殉文化說的重要倡言者，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雲：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他將王國維之死歸結為與傳統文化共存共盡的深層根源。
王國維之沉，在昆明湖激起的浪花也許並不壯觀，而且也早已平息，但留下的波紋至今依稀可見，並仍然在微漾、在擴展。
二
梁啟超對王國維的讚語是：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陳寅恪對王國維的稱譽是：（他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魯迅對王國維的評價是：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郭沫若對王國維的讚揚是：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清末一個科舉失敗、仕進無門的窮秀才王國維，後來成為近現代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他與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晚號觀堂的他又與羅雪堂（振玉）、董彥堂、郭鼎堂並稱為甲骨學四堂。
王國維（1877～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浙江海寧鹽官鎮人。位於長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北部的海寧，現在是浙北第一經濟強縣（市），從這裏走出了現代最著名的詩人、散文家之一徐誌摩，著名愛國主義詩人、翻譯家穆旦（查良錚），著名武俠小說家、新文學家金庸。有意思的是，這三位現代文壇大家竟都是親戚。
海寧又是著名的觀潮勝地，獨特的地理條件，使人們得以在此觀看到最壯觀的海潮——錢塘潮，一飽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之眼福。海寧觀潮最佳處就在王國維老家鹽官鎮，此鎮因古代曾設有鹽官（司鹽之官）而得名。在鹽官鎮觀賞錢塘秋潮，有三個最佳位置：鎮東南的一段海塘為第一佳點，這裏的潮勢以齊列一線為特色，有海寧寶塔一線潮之譽；第二佳點是鎮東8公裏的八堡，能觀賞到潮頭相撞的奇景；鎮西12公裏的老鹽倉是第三佳點，可以欣賞到返（回）頭潮。王國維10歲那年，全家從雙仁巷舊宅遷到了西門內周家兜新屋，新屋的窗口對著杭州灣，他在樓上住的房間，就可以看到潮起潮落。
家境貧寒的王國維，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離不開一位師友的提攜和支持，他就是後來成為他的親家，但又被人指為向他苛索而致其死的羅振玉。王國維幼年曾為中秀才而孜孜苦讀，但與許多先賢的遭遇一樣，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22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當任書籍校對，在公務之餘就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羅振玉對他的才華非常賞識，資助他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
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複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他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攜生平著述，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其時他在學術上窮究於甲骨文、金文、漢簡等研究。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並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