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於1922年受聘為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準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
在其五十歲人生、學術鼎盛之際，王國維卻永遠消失了。
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是在文學、史學、哲學、美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各領域均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他從事文、史、哲學研究數十載，是近代中國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曆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係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研究宋元戲曲史方麵獨樹一幟，成為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的第一人。他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的學者，著作豐碩，留下了《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古史新證》、《曲錄》、《殷周製度論》、《流沙墜簡》等62種作品，還有逾二百種批校的古籍（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
在王國維的大量優秀著述中，《人間詞話》是他獨辟蹊徑的精華之作，也是他獨享殊榮的個人品牌。但是《人間詞話》已不僅僅是屬於王國維一個人的財富，而從它問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毫無疑義地歸屬於時代了，成為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精品、中國古典文藝美學曆史上裏程碑式的重要作品。現代詩人、作家、紅學家俞平伯在1926年2月4日重印《人間詞話》序中，對這本書的核心範疇及其豐富意蘊做了高度評價，其中說道：
自來詩話雖多，能兼此二妙（一在能體會，二在能超脫）者寥寥；此《人間詞話》之真價也。
雖隻薄薄的三十頁，而此中所蓄幾全是深辨甘苦愜心貴當之言，固非胸羅萬卷者不能道。讀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
《人間詞話》不同和超越於相襲已久之詩話、詞話一類作品之處，在於作者站在中國古代文論的基石上，將西方哲學以及美學思想信手拈來，融入心胸。它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登臨送目，一覽眾山小；逐一圈點、評價中國詞發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他縱橫馳騁，十萬裏河山，奔來眼底；上下求索，數千年往事，彙到腦際；開近代中國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及方法評析中國古典文學之先河。
集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大成的《人間詞話》，有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從問世以來就受到學者的重視。不同於當時有影響的其他詞話作品，《人間詞話》提出了境界說。該觀點是全書的核心，統領其他論點；又是全書的脈絡，溝通全部主張。作者關於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的三種境界說，更成為人們經常引用的名句。對於這三種境界，王國維說：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這三句描寫相思佳句，出自三位宋朝大詞家之手：晏殊《蝶戀花》、柳永《蝶戀花》和辛棄疾《青玉案·元夕》。王國維巧妙地運用了各句中蘊涵的哲理意趣，把詩句由愛情領域演繹到治學領域，提煉出一種全新的、深刻的內涵，進而升華為懸思—苦索—頓悟的治學三重境界。
境界說是對藝術創作或學術研究的曆程而言，指出做學問成大事業者，詩人也好，學問家也好，必須要注意後天的修養，以備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從而進行長期艱苦的探索。具體而言，第一步，要有執著的追求，誌存高遠，廣泛涉獵，明確目標與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這是能取得成功的基礎。第二步，要苦思冥想，孜孜以求，忘我奮鬥，為了事業一切在所不惜。第三步，在多次周折、多年磨練之後逐漸成熟，達到明察秋毫、豁然領悟，水到渠成，最終在事業上做出創造性的獨特貢獻。
王國維自己就是境界說的成功實踐者，做學問成大事業者的典範。他的成就根植於其文理雙修、中西合璧的學術根底上。1900年他去日本時曾在東京物理學校學習幾何，回國講學期間一度熱衷於西方哲學，對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進行過深入研究，《紅樓夢評論》是他運用西方理論闡釋古典名著的開創之作，《人間詞話》也是轉移一代詞學批評風氣的代表性理論著作。
《人間詞話》吸收了康德和叔本華的美學思想。叔本華，這位德國的悲觀主義哲學家有一句名言：老年時最大的安慰莫過於意識到，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獻給了永不衰老的事業。1908年初，剛過而立之年的王國維開始《人間詞話》的創作，並於當年末到1909年初刊發於《國粹學報》。單就這一傑作而言，王國維已經可以毫無愧色地對叔本華說，我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獻給了永不衰老的事業。
三
王國維一生中的重要活動，幾乎都與羅振玉這三個字緊密相關。王國維在學問思維上絕對是罕見的曠世才子，但在行事處世上卻經常像個迷惘的稚嫩孩子，老實得像香腸一樣。他的職業生涯、思想情感乃至對生命結局的選擇，都受到羅振玉的指引、幫助、影響和牽連，就像一個孤立無援地佇立於地麵的風向標，當麵對較大的風力，風杯輪便會隨風轉動一樣。
王國維一直感激羅振玉對他的知遇之恩，而事實上羅振玉也確實是在芸芸眾生中發現這匹千裏馬的伯樂。1898年正月在《時務報》館的一個小房間裏，羅振玉偶然見到一個年輕人，一問才知道是該報書記兼校對王國維。在與他攀談時，忽然看到他為同舍生撰題在扇麵上的一首詠史絕句，詩曰：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羅振玉十分驚異，認為此君有過人之才。從此羅振玉對他盡力關顧，王國維也心知肚明，對羅振玉的關愛默記於心。王國維曾寫過一首詩，其中說道匠石忽顧視，謂與凡材殊。詩中以匠石隱喻羅振玉，也對不同於凡材的自己略感自豪。
羅振玉兩次資助王國維去日本，使王國維得以接觸西學，做到中西交融，為他以後取得巨大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基礎。從1911～1916年，王國維在日本度過了四個年頭，這期間他從早年對西方哲學的沉溺轉向對中國傳統文學、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對於他的學術生涯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正是在這四年，羅振玉為他提供了大量的甲骨、文物和眾多的文字資料。他耽於精讀傳統的經史典籍，並且在創作上也有《秦漢郡考》、《中國戲曲史》等豐富收獲，這些都使他得以在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大顯身手。
王國維從孜孜於西方哲學的研究轉向專治國學，其中也有羅振玉相勸之功。辛亥革命爆發後，自視為大清子民的羅振玉無法接受現實，不願意看到清王朝就此覆滅。他痛清室之淪亡，對西洋學說尤為嫉恨，奉勸王國維專治國學，以保存舊文化為己任，切勿一心二用。王國維在感動之餘，毅然放棄文學而轉向經史考據之學，甚至焚毀以前他自己所印的《靜安文集》。從此，王國維不僅在學術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也開始了兩人的合作研究。
作為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國學大師，兩人的學術交往帶來了他們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寫經、漢晉簡牘以及古器物學領域內開拓性的貢獻，導致了羅王之學的形成。1923年3月，標誌著羅王之學形成的《觀堂集林》問世，這本書的前言為羅振玉所寫。前言敘述了觀堂治學演變的來龍去脈以及兩人的學術交往曆程，並高度評價了王國維的學術成就。《觀堂集林》的成書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它的出版得到學術界的公認，羅王之學也由此成為顯學而使一代代學人為之傾倒。
羅振玉以四兩之力撥動了王國維潛在的千斤之功，而正是憑借這千斤之功，使王國維提起了東海龍宮內的千鈞棒，才有了後來驚天動地的創作和創新。沒有羅振玉這個旗手披荊斬棘的先行，也就沒有作為主帥的王國維在國學領域中的輝煌戰果。
歸國之後的王國維，從入京到任晚清學部官員，也都是借羅振玉之力完成的。他與羅振玉在合作中親密無間，在政治立場上也完全一致。兩人都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大清永遠是大清，民國永遠是民國。他們是屬於大清的，而不屬於民國。
在大師羅振玉的花崗石腦袋裏，甚至認為學術也隻屬於大清，不屬於民國，真正做學問的人在民國這樣的亂世一定是一事無成的。而他的知音王國維，對已滅亡的清廷也有類似的執著。士為知己者死。既然身為清廷舊臣，身受清廷之恩，那就隻能守住氣節這一底線，休問朝代如何嬗替，不管世事怎樣變化，自己的信條永遠不變，對大清王朝效忠到底。
1917年6月14日，北洋軍閥張勳率五千辮子兵進入北京，急電各地清朝遺老進京襄讚複辟大業。消息一出，羅振玉與王國維都擊掌叫好，兩人傳遞內情，加以評論，發自肺腑地喊出了溥儀萬歲、張勳可敬的聲音。曾幾何時，僅維持十二天的丁巳複辟宣告破產，水底撈月，讓兩位大師空歡喜一場。即使如此，卻仍使他們看到溥儀卷土重來的可能性，對未來充滿希望。
1923年，王國維被推薦為遜清小朝廷官員，當年4月16日，他因知名度高，被溥儀的諭旨升為南書房行走；6月4日，王國維入宮覲見溥儀；7月14日，溥儀給他以恩賞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的恩遇。次年1月7日，溥儀又頒旨，賞賜王國維以最高待遇，準許在紫禁城內騎馬。與此同時，羅振玉通過各種關係也接到了溥儀的詔，入值南書房。能成為這位早被廢黜的木偶皇帝之寵臣，王國維、羅振玉兩人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