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卷八(十五則)(2)(1 / 3)

東晉將相

【原文】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為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眾,至於送死淝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嚐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概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壼、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荊、徐,荊州為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度江訖於太元八十餘年,荷閫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衝、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嚐為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譯文】

西晉南渡之後,國勢極為衰弱,晉元帝是中興之主,已遭到“雄武不足”的譏諷,其餘的君主都是童年甚至幼年時繼承帝位,更不值一提。然而東晉享國百年之久,北方的各少數民族政權頻繁南侵,竟不能攻入江、漢地區,前秦皇帝符堅率領百萬大軍南下,竟被東晉八萬精兵擊潰於淝水邊,慘敗而歸。後來因為強臣專權,政權才轉移,但南方江山長期安然自若,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曾經考察研究過,東晉把國家政事交給丞相,毫不猜疑、牽製,把軍事大權托付給方伯,權力很重。文武兩方麵的權柄,都能各行其道,其餘的問題就可以想見了。東晉百年之間,會稽王司馬昱、司馬道子、司馬元顯是以宗室執政,王敦、二桓(桓溫、桓衝)則以悖逆掌權,姑且置之不論;卞壺、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王坦之無所事事;真正托以國事的,隻不過是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罷了。軍事上的方伯之任,沒有比荊、徐二州更重要的。荊州是國家的西大門,荊州刺史總是統領七八個州的軍隊,實力雄厚強大,占全國的一半。自晉元帝渡江即位到晉孝武帝太元末,八十餘年,擔負統兵重任的,不過王敦、陶侃、庚亮、庚翼、桓溫、桓豁、桓衝、桓石民八人罷了,若非死於軍中,朝廷對他們是不會輕易調動的,所以在下將士們熟悉服從他們,在外敵人敬重懼怕他們,不是那種忽去忽來,兵不適應將、將不適應兵的情況可以比擬的。不久前我曾為皇上論及這個問題,承蒙皇上欣然讚同,隻是因為時代和形勢有所不同,無法實行罷了。

賞魚袋

【原文】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嶽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荊府兵曹蕭誠書,末雲,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晊。賞魚袋之名不可曉,它處未之見也。

【譯文】

衡山有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年)所立的《南嶽真君碑)),碑文是衡州司馬趙頤貞所撰,字是荊府兵曹蕭誠所書。碑末還記載道: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晊。賞魚袋這個詞兒無法理解,其他地方未曾見過。

浯溪留題

【原文】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雲:“太仆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餘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為忝幸。”案《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為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