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一次陳香梅去北京，她寫信告訴我行期，還說到京後通過釣魚台國賓館中央警衛局一位負責人可以找到她，不巧我那時有要事去不了北京。第二次陳香梅應江蘇省政府邀請要來南京，正好譯林出版社要開個頒獎會，我就請陳香梅到會來頒獎，她答應了。我與省外辦、省公安廳也聯係好了，哪知南京一場大雪，機場關閉，使陳香梅從香港來不了。笫三次是1998年我要去美國，我先給陳香梅去信問她什麼時候在華盛頓，一天半夜她來電話，告訴我到華盛頓後怎麼找她，末了還說“哎呀我忘了，中國這時是半夜兩點，抱歉吵醒了”。因為我是隨旅行團到華盛頓，參觀完以後隻剩個把鍾頭，根本來不及去拜訪陳香梅。就這樣，三次相約卻均未謀麵。
到1999年，陳香梅在中國內地的影響已經很大了。眼看她在內地十幾個城市建立了“教育基金獎”，我就致信她，可否增設一項“陳香梅翻譯圖書獎”。後接她的助理師立誌複信，說立意很好，但陳香梅還設有婦女作家獎、新聞獎、中小學優秀教師獎等，這些基金全部由陳香梅個人捐獻，因此目前無意再增設新的獎項。這事雖未辦成，但我對陳香梅熱心文化公益事業的精神卻是更加崇敬了。
最有成果的一項聯係，就是終於磨到了陳香梅題寫的一幀書名。事情是這樣的：2000年譯林社要翻譯出版《端納在中國》一書。我考慮端納是國民黨“洋謀士”，最好找一位與國民黨有淵源的名人為該書寫序，我想到了陳香梅。很快她就親筆回我一封信：
李景端先生：
我昨天剛從北京經香港回華盛頓。我和端納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他在中國期間大概我還未進幼稚院，因此從未見過此人，隻從曆史書中了解一些，因此無法寫序，望見諒。祝
撰安
陳香梅
三月十日
眼看寫序無望，我仍不死心，又去信磨她為該書題寫一幀書名，很榮幸，我的要求實現了。陳香梅寄來一幅用毛筆在宣紙上書寫的“端納在中國陳香梅題”九個大字。她雖然身居國外多年，但一手有勁的毛筆字，看得出當年是受過書法訓練的。如今陳香梅女士也已是耄耋老人了，衷心祝福她健康長壽吧。
外國文學出版的一段波折——我與馮至不打不相識
新中國成立以後，外國文學出版主要局限在蘇聯作品、外國進步作家作品以及少數外國古典文學名著這些領域。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為了內部研究的需要，人民文學出版社曾以不同出版社的名義，翻譯出版過一些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作品（俗稱“黃皮書”），但為數很少，而且僅限內部控製發行。到了“文革”開始，翻譯文學作品，除了《南方來信》外幾乎絕跡了。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外開放以後，人們才認識到有必要以新的目光來審視外國文學的出版。1978年，針對當時書荒的情況，文化部出版局決定由各地協作分工，趕印一批文學圖書供應市場，其中外國文學圖書的目錄，依然隻限於托爾斯泰、巴爾紮克、狄更斯等少數名家的作品。這個曆史的進程表明，我國對外國文學、主要是西方當代文學出版的禁錮，曾經經曆過較長的時期，這種情況無疑加深了當時人們思想的閉塞。
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1979年初江蘇省委指示江蘇人民出版社，要創辦一本介紹外國現狀的翻譯刊物。當時我想，介紹外國社會科學，太敏感，難把握；還是辦一份外國文學刊物吧。這個建議得到了上級批準，於是我開始了籌辦《譯林》外國文學季刊的艱難曆程。
當時，北京已有《世界文學》，上海有《外國文藝》，那麼，《譯林》該如何定位？經過一番征詢調查，為了有別於上述兩本刊物，我們決定以“打開窗口，了解世界”為宗旨，以介紹外國當代文學、特別是健康的通俗文學為重點。當初隻是考慮通俗文學文字易懂，故事好看，有助於了解外國現實狀況，但卻沒有想到，在極左思潮遠未肅清的環境下，對《譯林》做出這樣當時看來有點“另類”的定位，會麵臨什麼樣的風險。因此，隨後發生的事情，大出我們所料。
1978年夏天全國影院正在放映英國偵探影片《尼羅河上的慘案》，我想，若把該片小說原著譯出，一定會使觀眾了解到影片中疏漏了的許多細節。1979年11月《譯林》創刊號刊出《尼羅河上的慘案》小說全文以後，引起常年看不到西方當代小說的廣大讀者不小震動，初版二十萬冊，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二十萬冊，還不夠賣，出現過這樣的小插曲：《譯林》定價一元二角，黑市小販要賣二元，還要外加兩張香煙票。讀者的反應如此強烈，使我們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意外。
沒料到高興不到幾個月，一陣狂風猛烈地向我們襲來。
1980年4月中旬，北京方麵就傳出，胡喬木同誌在一次講話中，點了《譯林》的名，我們感到十分驚訝，四處去打聽。原來是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馮至先生，於當年4月7日給胡喬木同誌寫了一封長信，對江蘇出版《尼羅河上的慘案》和浙江出版《飄》提出了十分嚴厲的批評。信中說：
目前有關翻譯出版外國文學作品的某些情況，覺得與左聯革命傳統距離太遠了。近年來有個別出版社有片麵追求利潤的傾向，當前我國印刷和紙張都很緊張，他們卻翻譯出版了些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學叢刊”《譯林》1979年第一期，用將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載了英國偵探小說女作家克裏斯蒂的《尼羅河上的慘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這些書刊被一部分讀者爭相購閱，廣為“流傳”，印數達到數十萬冊以上。
偵探小說中也有優秀的、啟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數都沒有什麼教育意義、有時還能造成壞的影響，根本談不上對於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學、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有任何好處。
克裏斯蒂在本世紀20年代已開始寫作，30年代已大量生產，我見聞有限，過去卻很少聽人提到過她，為什麼現在忽然這樣“時興”？從這點看來，我們讀書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國自從“五四”以來，翻譯介紹外國文學，對於新文學的建設和革命事業是起過積極作用的。回想30年代，我國進步的出版界，出了許多進步書刊，為革命事業作出不能磨滅的貢獻。現在為什麼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責任於不顧，出那些“慘案”、“謀殺案”之類的書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來，我國的出版界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墮落過。
去年8月，美國文學研究會在山東煙台開會，江蘇人民出版社在會上散發了三種他們新出版的美國小說（按：指《錢商》《珍妮的肖像》《醫生》）。一位美國專家說，這樣的小說，在美國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拋掉的書。據我所知，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比較正派的出版社和書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紅紅綠綠隻供人旅途上消遣的書籍，想不到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在黨的領導下的出版社，卻有人對那樣的書趨之若鶩，這真是有失我國文化界的體麵。還聽說，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東華翻譯的《飄》印了幾十萬冊，大為傾銷。既不問《飄》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意義，也不問翻譯的質量如何，這種行動，除去為了賺錢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別的解釋，可是“社會主義”不知隨風“飄”到哪裏去了。
當前出版界和讀書界之所以有這種混亂現象，可以說是對於十多年極“左”路線廣設禁區的一種懲罰。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書，不要趨“時”媚“世”，多想一想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版者應負的責任，把不良的風氣扭轉過來。
以上隻是個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當，但我感到有向你陳述的必要，請你指教。
胡喬木同誌將這封信加了批語轉發給中共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處理。如果是“文革”期間或在此之前，像這種由一位中央負責同誌批轉給省委“研究處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這事是發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黨正在撥亂反正，清算各個領域長期留下來的“左”的流毒，因此，江蘇省委對待此事十分慎重。當時的省委負責人在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譯林》還是應該辦下去，但選稿應當堅持黨的文藝方針，要辦得更好，要認真做到為社會主義四化服務，這方麵建議認真總結改進。還應開展文藝評論工作。接著，江蘇省委政策研究室在內刊《調查與研究》上轉發了喬木同誌批轉的馮至先生的長信，並加了如下的按語：
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和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我們應該認真介紹和研究外國文學作品，但在出版這些作品時應采取慎重態度，分別情況，有所選擇。對一些可資借鑒而內容不怎樣健康的作品，可內部發行，主要供文藝工作者參考，而對於廣大群眾，則應當努力提供有益於身心的精神食糧。《譯林》以介紹外國當代文學作品為主，使讀者通過這些作品了解當代外國的文藝動向和社會狀況。我們希望《譯林》以及其他文藝刊物，都能夠通過這封信，總結自己的工作，幫助群眾提高鑒別能力和欣賞水平，以便更好地貫徹黨的文藝方針，促進文藝事業的發展，在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江蘇省出版局黨組在接到上述文件後，進行了多次認真的討論。黨組書記、高斯局長態度十分鮮明地認為，在電影公開放映《尼羅河上的慘案》之後，《譯林》把其原著加以翻譯出版，有助於讀者更全麵地認識這部作品，這不是什麼錯誤。如果要算是“大錯誤”的話，我作為局黨組書記，當然應負責，撤職、黨紀處分我都接受，但是我還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經過嚴肅認真的討論，局黨組在高斯同誌所持觀點的基礎上得到了共識，強調對《譯林》要實事求是，不要輕率地采取組織處理。隨即黨組責成我們編輯部對照黨的文藝方針，認真全麵進行自查。
在自查報告中，我們說，克裏斯蒂一生寫了110部作品，有偵探小說，也有戲劇等其他作品，已有15部小說拍成電影，17部劇作搬上了舞台，1971年受封為英國女勳爵，1979年以她的生平事跡拍成的傳記片《阿加莎》，被美國評論界譽為最佳電影之一。國內許多報紙，也都對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發表了讚揚的影評。同名小說在《譯林》發表後，戈寶權、楊豈深等老翻譯家都認為克裏斯蒂的作品，不同於早期偵探小說那種單純敘述破案的經過，而是結合案件的偵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陰暗麵，寫作技巧也有特色，介紹一些像這樣比較好的偵探小說，是有借鑒作用的。總之，我們認為，《尼羅河上的慘案》既不誨淫，又不誨盜，對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有認識作用，《譯林》登它沒有錯；唯一的缺點就是，在當時紙張較緊張的情況下，印數多了點。
至於馮至信中批評的“三種美國小說”，我們說《錢商》的作者阿瑟·黑利，是加拿大以寫社會問題小說而出名的美國作家，他的小說，都是以醫院、機場、汽車工廠、銀行為背景，反映美國社會在越來越現代化的情況下所帶來的一係列矛盾。該書是南京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推薦並組織翻譯的，小說敘述美國一家大銀行，受了跨國公司的欺騙差一點倒閉。這對於我們了解國際壟斷資本的滲透和競爭，以及美國金融界的現狀，都是有幫助的。此書翻譯出版後，複旦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等單位，都來信要求代買，他們認為這本書對於認識國際壟斷資本的擴張和美國的金融危機，提供了更形象的材料。
《醫生》是南京大學陳嘉教授推薦並由南大外國文學研究所翻譯的。這本書描寫一個百萬富翁的外孫因病成了白癡，他仗著自己有錢有勢，要把“誤醫”的罪名強加給醫生。後來由於一位年輕女律師仗義執言，在一場複雜的官司中，把對方強加的不實之詞一一駁倒，最後證明造成嬰兒白癡的，正是百萬富翁自己。許多讀者反映，通過這本書，不僅可以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司法製度，而且可以看到壟斷資產階級的醜惡本質。
《珍妮的肖像》是美國當代一部抒情幻想小說。這本書是翻譯界老前輩、上海的周煦良教授推薦並由他自己翻譯的。小說描寫一個窮畫家偶然遇見一個雜技演員的小女兒，畫家替她畫像，少女成人後去法國讀書，最後在回美國途中被台風卷入海中，畫家下海去救她沒有救成。這一段夢幻式的純潔愛情，終以悲劇結束。全書寫法新穎，文字優美，絲毫沒有庸俗的色情描寫，讀起來像一篇優美的散文。老翻譯家、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鄭效洵讀了此書以後說，好多年沒讀到這樣的作品了，江蘇出版這樣的書，讓讀者多見識見識，這是好事情。上海師範學院外語係還把這本書作為給學生上翻譯課的輔助教材。
在報告中我們還強調所謂“高雅文學”同“通俗文學”並沒有截然的界限。世界上許多保留下來的名著，早期多是以“大眾文學”或“通俗文學”出現的，我國的《詩經》《水滸傳》和《紅樓夢》等等就是明顯的例子。當前西方的某些現代派作品，盡管是名作家寫的，但是內容隱晦，寫法古怪，一時不容易為我國的讀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介紹一些外國好的“通俗文學”作品，對於打開“窗口”，了解世界是有好處的。
馮至的信中提到要繼承“左聯”時期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傳統，這一點我們讚同。我們的理解是，主要的應該繼承“左聯”時期那種使文藝促進革命事業發展的精神，至於具體到介紹外國文學的哪些方麵，恐怕不能不考慮到五十年以來的時代變化。80年代的今天，我們國家麵臨著建設高度物質文明和高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任務，現在對介紹外國文學的要求和內容，顯然要比30年代更全麵更豐富，何況外國文學本身五十年來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和發展。有選擇地介紹一些外國比較好的“通俗文學”，也是符合黨的“雙百”方針的。對待“通俗文學”有不同看法，這是學術問題，可以討論；但以此就說我們“追求利潤”，“倒退”，“墮落”，“有失體麵”，“趨時媚世”，甚至把外國人拋掉的東西也撿來翻譯等等，這些不實之詞，是我們難以接受的。
這份自查報告上報以後，我們處於等待處理的狀態。此時《譯林》的編輯工作雖未受到很大影響，但並不意味著這場風波已經平息了。1980年5月上旬，中國作協在北京召開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譯林》作為剛創刊的新刊物，也榮幸地被指名邀請參加。省出版局黨組決定派陳立人副局長和我兩人代表《譯林》去出席。報到後領文件，發現每人文件袋裏都有一份馮至先生所寫的那封長信，聽說會議日程中還要安排他在大會上發言。陳立人和我都預感到《譯林》“備受關注”的壓力。因為經過認真的自查，我們確實沒發現有什麼問題。有了這個底，陳立人同我商量，頭兩天我們隻聽不說，到該說的時候就理直氣壯地表明我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