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譯林》才創刊，到會的文藝界人士我都不認識，可是在發言中，他們大多都不同意馮至信中對當前外國文學翻譯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介紹偵探小說太多“已形成一種傾向”的估計。如馮亦代說，他是研究英美文學的，去年他參加過在煙台召開的美國文學會議，也看了江蘇出版社在會上送請代表提意見的三本美國小說，這些書的作者是嚴肅的，書的內容也反映了當前美國社會的現實。這幾本書都是我國的著名翻譯家推薦的，譯文質量也是好的，把它介紹過來是件好事，為什麼要借一個美國人的話，也指責這些書是“紅紅綠綠”的、“隨手拋掉”的呢？他還說，《讀書》雜誌（注：馮當時任《讀書》副主編）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樣看待外國偵探小說的文章，大家爭鳴嘛。還有同誌說，浙江出了一本《飄》，難道就能把社會主義飄掉嗎？
看到會上的氣氛比較民主、活躍，我也就坦率地談了我們的看法，主要內容是：（1）估量當前外國文學翻譯出版工作的形勢要實事求是，不能因為出了一兩本有爭議的書，就認為出現了什麼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讀書界都說成是“倒退”。（2）對外國通俗文學、偵探小說有不同看法，這是學術問題，應當提倡討論、爭鳴，不要簡單地下個“墮落”的斷語。（3）“左聯”時期的革命精神要發揚，但時代已變化了，今天介紹外國文學的視野，應該比五十年前要有發展，這正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需要。（4）《譯林》是江蘇省委指示辦的，它的辦刊方針和宗旨也是經過上級黨委審核批準的，刊物定價並未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因此不存在唯利是圖的問題。（5）老前輩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我們歡迎，但采取向中央負責同誌“告狀”的辦法代替正常的文藝批評，這不利於“雙百”方針的貫徹執行。
參加會議的新華社記者行達一聽了我的發言後，認為這方麵的實際情況同馮至信上反映的不一樣，覺得有必要讓更多的領導同誌了解。於是一散會他就約我專訪，並連夜編發了一篇內參專稿，刊登在新華社1980年5月8日《國內動態》第1194期上。
江蘇省《譯林》編輯部副主任李景端談當前外國文學出版情況
新華社訊江蘇人民出版社《譯林》（以介紹具有一定進步傾向、藝術水平較高的當代外國文學作品為主，同時也選刊一些古典文學作品和有關外國文學的評價文章）編輯部副主任李景端同誌，在參加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期間，談了對當前出版外國文學作品的狀況及問題的看法和意見。現摘要報道如下：
第一，對當前介紹外國文學方麵出現的問題的估計。李景端同誌說，對當前一些文學刊物以及介紹外國文學方麵出現的問題，在量和質的估計上要實事求是。現在有些同誌似乎認為已經形成了“偏離社會主義”的傾向或接近危險的邊緣。而我覺得顯然把這個問題估計得過於嚴重了。目前，全國上百種文學刊物，發表的好的和比較好的文學作品數千篇乃至上萬篇。其中如出現幾篇格調不高、社會效果不大好的作品也總是極少數。介紹外國文學作品也是這樣。去年長沙出版會議上就講過，外國文學浩如煙海，我們已經介紹的隻不過“九牛一毛”。有同誌說我們介紹外國文學的刊物比別的國家多，這也不奇怪，因為人家百十年來一直不間斷在介紹，基礎比我們好，而且西方國家中能看外文書的人要比我們多得多，而我們就從“五四”算起，已經介紹的外國作品還極有限，50年代又主要是介紹蘇聯文學，對西方文學接觸很少，多數人又看不懂外文原版書。因此，我們的翻譯刊物多了一些也是正常的。有些刊物在一個時期登偵探小說多了一點，這是要注意的，但畢竟登的還不是“毒草”。另外，還因為我們在介紹世界文學名著方麵步子不快，相對地顯得偵探小說突出一些，這裏有個工作上規劃不夠、比例不當的問題。就以上這些來看，當前問題的量，還不足以形成什麼錯誤傾向。最好還是具體分析，哪篇作品存在什麼問題就指出什麼問題，是多大範圍就是多大範圍。
至於當前這些問題的質，我們從現象上隱隱約約感覺到，有些領導同誌好像把它看成是右的性質，或者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而我們覺得，目前那些有爭議作品的作者和發表這些作品的刊物，還是在黨的“雙百”方針的鼓舞下，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學，力圖在擴大題材，反映現實和豐富創作技巧等方麵，從事新的嚐試，進行新的探索，追求新的突破。當前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在進行這種實踐的過程中，認識上的飛躍不夠準確，藝術上的創造不夠完美，以致有的作品，在客觀上沒有收到預期的社會效果。出一本《飄》，就說“要把社會主義飄到哪裏？”我認為不宜把這些問題的性質籠統地看作右，看成是背離社會主義的。“左”同右這是個政治概念，加上林彪、“四人幫”多年來在理論上造成的混亂，動不動把不屬於右的東西都說成右，其後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更何況現在下麵還有不少地方和單位，對於貫徹第四次文代會和中央〔1980〕十一號文件精神的阻力還不小，有些地方的領導同誌甚至還有抵觸情緒。因此，判斷當前問題的性質要慎重。我個人認為，當前問題的量，並沒有形成傾向性的錯誤；這樣的量，也沒有引起質的變化，構成右的性質。
第二，對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有些同誌認為是為了迎合讀者，為了賺錢。我們覺得也不能這樣簡單地下結論。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多，例如有文藝理論問題，有林彪、“四人幫”流毒和影響，有經濟上的原因，還有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風，等等。有些作者對現實的某些方麵感受很深，出於作家的責任感，力圖運用文學藝術來表現，並不都是為了迎合讀者，而編輯對作者的這種感受有同感，起了共鳴，為了繁榮和支持創作也就登了。至於說出刊物、出書單純是為了賺錢，這至少不是有代表性的原因。就以我們江蘇人民出版社來說，辦《譯林》這個刊物，是因為江蘇有一定翻譯力量，省委指示我們要辦一個外國文學刊物。起初我們還怕銷路不大，準備賠點錢，後來銷路大了，我們考慮這是麵向一般讀者的，還有意把定價定得低一些。按國家規定，翻譯讀物每印張定價六分五至七分七，《譯林》創刊號每印張隻定價五分四，今年第一期也隻有六分，比國家規定的標準還低。這一期新華書店要貨七十萬冊，我們也隻同意大體維持上一期四十萬冊的水平。不僅如此，有些雖能暢銷但內容不很健康的外國作品譯稿，我們已退掉好幾十篇，甚至約譯後發現有些內容影響不好，我們也寧可向譯者賠錢而把選題撤掉。還有些好書應該向讀者介紹，但新華書店要貨很少，如日本電影劇本《天平之甍》、捷爾任斯基的《獄中書信和日記》，我們明知要賠錢還是照出版。所以，下麵大多數的實際情況並不都是單純為了賺錢。
第三，如何處理當前出現的一些問題？也許有些同誌認為已經出現了右的偏向，所以提出來要趕快刹車，有些用詞還比較嚴厲。而我們覺得，對待當前的問題，要注意把方向性同學術性區別開來。對於違反宣傳紀律的錯誤，進行批評、通報都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問題，是帶有學術性的而不是方向性的。例如，如何評價一種文學體裁，如何評價國內的或外國的一個作家、一部作品，如何評價在國外擁有大量讀者的暢銷書等等，這些恐怕還是學術性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文藝界、翻譯界有不同的看法，應該提倡討論、研究、爭鳴，而不宜用行政的辦法輕易加以肯定或否定。文藝現象十分複雜，尤其是外國文學更加複雜，經過“四人幫”長期的禁錮，可以說我們所知還有限。因此，更有必要允許不同意見、不同做法的交流和探討，實事求是地來提高大家的鑒別能力和欣賞水平。即使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不該提倡的現象，光靠“堵”恐怕不是唯一的辦法，更重要的是要引導，要用更好的東西去代替它，戰勝它。我們當然不能跟著讀者跑，但也要考慮到讀者現有的接受能力和愛好。社會效果是在讀者願意看你的書刊這個前提下才有可能達到。他連書都不去看，這個社會效果怎麼來實現呢？我們很讚成耀邦同誌講的，對文藝問題不能性急，要慢慢來。要允許不同的實踐，實際上，有些問題隻要領導同誌在一定範圍打個招呼，點一點，下麵就會注意的。最好不要輕易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處理。
李景端同誌懇切地希望能保護作者、編輯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積極性。現在作者這麼踴躍創作，編輯這麼熱心出刊物，這是一種很可貴的積極性。禁止一篇作品、砍掉一個刊物很容易。可是，辦起一個刊物是多麼的不容易。紙張、印刷等物質困難不用多說了，還要有克服種種阻力的決心和韌勁。多辦一種刊物，編輯個人既無名又無利，組織刊登一篇作品要付出多少的心血；既要做作者的工作，給作者以支持和鼓勵，又要按黨的方針把好關，出了問題編輯還要跟著承擔責任。如果不是出於對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責任感，如果不是為了滿足廣大讀者迫切要求提供更多精神食糧，編輯何苦要去擔那種風險選如果發表了一兩篇有爭議的作品，出版了一兩本有爭議的書，就要通過組織係統，對刊物和編輯進行審查和處罰，那就隻能鼓勵那種“多幹不如少幹，少幹不如不幹”的懶漢思想。我們擁護對文藝立法，而且既要立禁止的法，也要立保護作家、翻譯家和編輯人員積極性的法。
會議上多數人的類似看法，我想主持者肯定是會知道的。後來通知說，原定馮至先生的大會發言不講了。與會的外文所副所長陳冰夷同誌也主動找我們交換意見，說他們在北京待久了，對下麵的實際情況不夠了解，那封信隻是個人意見，難免有片麵性等等。這時，我們感到麵對的壓力，比會議剛開始時仿佛減輕了許多。到了5月9日下午會議閉幕總結時，我們的這種感覺，果然得到了事實的驗證。
那天向會議做總結報告的是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任重同誌。我們根本沒有料到他會在會議總結中就《譯林》問題講了那麼多的話。他在講到不能認為黨委領導同誌過問文藝界的問題就說是粗暴幹涉時，特別舉出了《譯林》做例子。他講了馮至先生給喬木寫信，後來批轉給江蘇省委，以及江蘇省委非常慎重予以處理這些經過之後，特別指出：這些信和江蘇省委轉發時寫的按語，我和耀邦同誌都看了。耀邦同誌要我說一下，這件事就這樣處理，就到此結束。同誌們，這樣的態度，這樣的處理方法，對不對呢？《尼羅河上的慘案》印得多了一點，這一件事，要追究責任？要進一步處分？不會嘛。及時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點，是為了引起同誌們的注意，以便今後改進工作，這叫做打棍子嗎？不能叫打棍子。至於馮至同誌的信，這位同誌七十多歲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為了文藝事業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話可能說得過於尖銳了一點，個別論斷不夠適當，但出發點是好的。我們認為，江蘇省委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是妥當的。
誰也沒預料到，這場因《尼羅河上的慘案》飛來的“橫禍”，竟然以這種明確了當的方式做了結論。更令人沒料到的是，會議結束的當天，馮至先生特意派車接陳立人和我上他的家去；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外國文藝》主編湯永寬也隨車一道去。進門寒暄之後，馮至先生首先對我們說：“由於我的那封信，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對此向你們表示歉意。信裏有些地方是片麵性，有些提法不大妥當。”見老前輩當我們一進門就做自我批評，不禁增強了我們對他的敬意。陳立人說，有些情況由於不溝通，難免有些誤會，不過這次中央、省委處理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這對我們今後的工作也是一種促進。我這人向來心直口快，有話在心裏憋不住。我當然是用很委婉的語氣說：“您是外國文學研究界老前輩，如果您對《譯林》有什麼意見，寫封信批評我們，甚至把我們叫來，當麵訓斥一頓，我們都會誠心接受。隻是用向中央負責同誌寫信，並批轉給省委處理這種方式，似乎太嚴重了一點。以後我會按期把《譯林》寄給您，您有什麼意見，隻管直接向我們提。”大家聊著聊著氣氛緩和多了。馮先生接著說，建議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國文藝刊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學》主要介紹名家名作，《外國文藝》主要介紹外國流派，《譯林》可以多介紹一些有社會意義的外國通俗文學；他還主張，適當時候可以在江蘇召開一次外國通俗文學討論會。
至此，有關“尼羅河上的慘案》的風波”，算是畫上了句號，但是它在社會上的影響並沒有立即消除。實質上就是在當時思想還不夠解放的情況下，外國文學研究界有一些同誌，因為對西方當代的通俗文學依然懷有偏見，以致總是對它“看不順眼”。當《譯林》第二期譯載英國暢銷小說《呂蓓卡》時，也是一位外國文學界的老前輩，出差時在火車車廂裏，對正在拿著《譯林》看的戈寶權說：“你看，《譯林》又在登這種東西。”不過，對《譯林》有選擇地介紹外國通俗文學表示支持和鼓勵的人也越來越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錢鍾書、楊絳夫婦作為《譯林》的編委，給編委擴大會寫來的一封信：
《譯林》這一年來不斷改進，在我們接觸到的青年人裏，有很好的“口碑”。我們聽到後，覺得沾了光，同時也內心慚愧，因為我們掛了“編委”的空名，一點兒也沒有實質的貢獻。
譯林的特色是把“通俗”的或眼前“暢銷”的作品和“經典”或“高級”elitist的、公認較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有比例地作準確的介紹。“暢銷”並不保證作品的文學價值，但是也並不表明作品的毫無文學價值。“經典”或“高級”作品裏有些是一度的“暢銷書”，而為了理解外國當前的社會，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較好的指南。這些事實是“文藝社會學”（literary sociology）家像R。D。Altick， R。Escarpit， R。Schenda， J。L。Sammons等著作裏反複闡明的。《譯林》在這一方麵的努力，有顯著的成功。敬祝你們——實在不敢老著臉說“咱們”——的刊物辦得更出色。敬祝到會同誌們愉快健康！
錢鍾書楊絳
1981年4月14日
錢鍾書把介紹通俗流行作品，從文藝社會學的理論高度來闡明，使我們更增強了堅持《譯林》辦刊宗旨的信心。其實當年馮至先生與我們的分歧，主要是對當代紛繁的文學現象，在認識和評價上存在著差異，這當然屬於可以探討的學術問題。馮先生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表達了他的看法，正如王任重部長所說，“他的用心是好的。”盡管一度使我們蒙受了巨大壓力，但我們對他依然懷著很高的敬意。事實上在這件“風波”之後，他同我乃至《譯林》之間，已經建立起日益增強的友好關係。他的地址變動以後，特意給我來信，要求按新的地址給他寄贈《譯林》。1987年他親自主編的一套“德語文學叢書”，指名要我牽頭負責合作出版事宜。當這套叢書的第一本《誘惑》由我社率先出版時，他非常高興，特地寫了一篇書評《一部溫故曉今的佳作——評魏斯科普夫的〈誘惑〉》，發表在《譯林》1988年第三期上。接著他又把他為這套叢書撰寫的總序《現代德語文學的特點》一稿寄來，我們當即在《譯林》1988年第四期上予以發表。在他逝世以後，聽說他女兒打算出版她父親的文集時，我立即表示，哪怕賠錢，譯林出版社決定接受出版。後來因為馮先生是河北人，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來出版。
二十多年過去了，每當我在書店中看到那麼多的外國文學圖書時，常常不禁回想起因《尼羅河上的慘案》而引發的這段波折。撫今追昔，僅從這一件小事的對比，也折射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前進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