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4年暑假後，接到開學通知，我隨即和同學約好，按時去學校報到。接管報到的老師看了我們的通知後，安排接待的同學，把我們引到宿舍，到事務處領了生活用具。接待的同學對我們新生很和氣地介紹了學校的情況，使我們對學校感到一點也不陌生。我們新同學，也覺得和老同學一樣了。到第二天領了課本，就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我們簡師在當時和各中學相比，還是一所比較好的學校。課本由學校發，不交書費；每年發兩套單衣、一套棉衣；三年發一件大衣；吃糧在當地糧站領取；總之一切都是公費。
戰爭時期，師範學校雖是省立的，但和我們在三高時一樣，也是借住民房。不過教室內有了課桌凳子，吃飯不用納米麵了。學習生活各方麵的要求比在三高時嚴格得多了，一切以打鍾為號，又是軍事管理，不能拖拖拉拉的。
師範的學製是三年，因我們在高小時學習基礎好，課程雖比高小多了好幾門，但我們並不覺得吃緊。師範學校是男女兼收，我們班就有十幾名女生。我們簡師才成立起來，全校共三個班，我們新生是三班。一、二班的同學是學校發的服裝，不論男女都是一色的黃製服，看起來很精神。我們很眼熱。因為我們三班的同學，還是家裏帶來的衣服，各色各樣的都有。
一天在課餘時間，校部通知我們三班的男同學到校部辦公室登記自己的籍貫、出生年月日，要發緩役書。我報了17歲，因為招生時的廣告要求入學年齡全是17歲以下的。但報名時的證明書是原學校出的，雖證明書上的年齡都是17歲，但實際上都已十八九歲了。我當時19歲，已編組一年了。
1945年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後，學校遷到洪洞城內，校址在東城門跟前一座破爛的學校內，門窗都被日本鬼子燒掉了。學校搬來後，是秋末冬初之際，還不算很冷。學校也準備修補門窗，已把一座破廟拆掉備下木料。可巧在這時《山西日報》宣布，二簡師和大同師範合並，學校就把補修門窗的事擱了下來，等候合並，一直等到深冬還沒有合了。因為簡師的校長、老師都是晉南人，都帶有家小，不願去大同。樊進業校長去省文教廳交涉，去後鐵路就斷了，不得回來。學校並不了，取暖問題也解決不了，同學們雖怨言連天，但又有什麼辦法？
學校為了照顧女生，隻給女生修了幾間房子的門窗，同時還做了熱炕。這樣麻煩又出來了。那時上級給學校每班學生配備兩頭騾子馱糧、馱炭、磨麵，我們三個班共有兩頭騾子，三四頭小毛驢。小毛驢磨麵，兩頭騾子跑敵區做生意。因此，吃的糧全要學生背。糧站在靠蒲縣的原上村，背一回糧，早晨動身要回來在天黑。汾河上沒有橋，冬天水淺船靠不了岸，上下船就得渡六次水，同學們的腿都凍得出了血。學校為了照顧女生，沒讓女生去背糧。男生本來住的沒門沒窗的房子，對學校就是滿肚子的火，又不讓女生背糧，火就更加萬丈，領下背糧的幹糧，一出門就自動散了，不去背糧。雖是軍事管理，隊長亦沒辦法，問大家：“為什麼解散不去背糧？”男生們一致反問：“女生哪裏去了？”隊長無法回答，隻好說：“我不知道。”同學們就自動上街玩了一天。
第二天又發下幹糧背糧。出了校門女生倒是來了，隊裏不見二班的陳寅生。同學們又問隊長：“陳寅生怎麼了？”隊長無法答複，隻好又說：“我不知道。”同學們又自動解散上街去了。
第三天又發下幹糧背糧，出了校門，同學們互相一看，人都全了，才在隊長的領導下背糧。背糧回來，進了校門，路過公布欄一看，二班的亢雙生被學校開除了，理由是這幾天的鬧事是雙生的主謀。學校當天就停了雙生的夥食，不讓吃飯了。雖三個班的班長又選了幾個代表向學校說情，一概無效。同學們又勸雙生再等待一段，看學校還有沒有轉變。沒吃的，同學們就給他偷饃饃。這樣又過了20多天，學校還是不準雙生複課，雙生隻好回了家。一直等到簡師和臨師合並，學校才把雙生通知來，交到臨汾師範，這是後話不提。
樊校長去太原後，因鐵路斷了不能及時回來，學校的一切事宜，全由訓導主任張申慶主持。洪洞的城防司令通知我校去開會，決定要向我校發槍，讓學生守城。張主任下不了決定，又不敢和司令強頂。正在愁得沒法可想之際，樊校長回校了，才把張主任的愁帽卸了。
第二次會議是樊校長參加的。樊校長對司令答複說：“我們是師範學校，不是軍事學校。發槍守城的決定我不反對，丟了槍我不負責；但是丟了學生，司令要絕對負責，向上級文教廳交待。”因校長的意見這樣堅決，最後決定，我校的學生在城內做治安工作。
我校的治安區是東街。每兩個學生一個鄰，查戶口。開始由學校負責人張隊長帶隊，協同東街的幹部，一同把各鄰的鄰長和派在他鄰的學生接了頭見了麵，把全鄰的市民家挨戶轉了一遍，認識了鄰長、戶主，治安工作就算正式開始了。以後上級催得緊了，同學們和鄰長見見麵，相隨鄰長到各戶看看就算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