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參加平分土地
解放後，在46年至47年前半年，在黨和土改工作團的領導下，農民鬥爭了地主富農，分到了衣物、牲口、農具、房子，翻了身，組織起來，當了家作了主。
47年後半年，我們村開始了平分土地的工作。首先由工作團配合農會，向村民宣傳平分土地政策，隨後選出了能為人民辦事的分地小組成員。記得成員有：郭小五、劉青喜、王世和、武林漢、武華學和我，其它幾個，記不起了。
平分土地的第一步，是丈量土地，定產量。第二步，是把全村土地的總畝數、總產量，按全村的總人口分開，又另留了16份地，以備安插退伍軍人及村裏公共使用。當時全村共220份地，實際人口是204口，每份地均7.03畝，這其中有荒地0.7畝，實有產量地6.33畝。產量是以大石算，一石合250斤。
全村的土地，以灘、平、堰、坡、荒分為五種。每種分1、2、3三個等，每等又分1、2、3三個級。分地的標準，總的是：貧雇農的滿足；中農的同意；雇農單身漢，一口人分兩份地，並可由自己挑選，產量畝數，能多不能少。貧農也是畝數、產量能多不能少，但不能太多。中農畝數、產量隻能分足，稍多一點也可以。富農不能分頭等一級地（灘地），地主不能分頭等地（灘地）。地主、富農的土地、產量，以全家計，畝數少一畝、半畝也可以，產量少1石、8鬥也可以，但絕不能多。
平分土地這一工作，表麵上看隻要把總土地、產量按份均開，再按各家的人口分下去就現成了，很簡單。但具體施行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要是分肉、分糧食，一口人三斤，三口人稱上九斤就得了。分地就不行，一塊地又不能切成幾塊，所以要把各家的土地、產量對好，就得好長的時間，各家的人口又不等，全村200來口人，要一家一戶的對好，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因此，從47年的10月份一直到48年的3月份才分完定了點，到4月份才填完土地證。
在分地的過程中，地已定點，但過幾天這家生下孩子，那家老人病故，又得重分一遍。這樣一來，有返工一件事就把人幹得頭暈腦漲。到48年的陰曆正月間，還沒有分成個樣子。經過我們分地小組研究，才定了個時間界限，決定以正月十三日為界，十三日後生的孩子不分地，十四日故去的老人不去地。第二天由工作團農會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了這個方案，群眾一致通過了，這個方案就成了我村的分地政策。從此，分地再沒走回頭路，在當年下種前分完了地，領導滿意，群眾滿意，我們也很滿意。因此，全村群眾高興地說：“翻身分了地，全村都滿意。”
在搞平分土地工作時，我的工作量最大，別人隻是用口說或下結論。我叔父就是個閑人，和沒事一樣，從早坐到晚，一天就算了事。寫算，幹不了；下結論，他沒權。土地的產量已定，所以分地時，他隻是天天陪我們。我雖沒結論權，但既要寫，又要算，這家的土地畝數多少，產量多少，按各家成份該多少，把這些一一搭配好，念給大家聽，大家沒意見，就算定了。每家的土地都要這樣過一遍才算完事。所以說我這是瞎子說媒，新安各家分的土地，都經了我的手。各家的土地產量定點後，就填土地證。我村的識字人很多，那時能用上的偏偏很少，雖有好幾個填證的，都是家務事纏身。我沒有家務事，一個人填了起碼有70%的土地證。我的工作量雖大，但對我來說，才算把在校學的一點知識用到了實際中。
全村48年生的孩子都沒有分到土地，隻有我的大女兒愛玉分了一份。當時分地截止日期是正月十三日，愛玉正好就出生在這一天。本來我家的土地已分定了，後來王世和提出，讓我家再加一塊地，以前分定的不再動。同時王世和還對大家說：“華瑞以前沒有分過頭等地，就讓他把孟家灣孟從興的那一塊頭等三級地的那6.09畝分上吧！畝數不給他加，產量亦不動。華瑞雖是個孩子，但對咱們分地工作既積極，又負責，就當咱們照顧他一下吧！”大家都沒有意見，特別征求了郭小五、劉青喜、工作團的老李三人的意見，結果都同意，沒有意見。我更沒意見，就定下來填在我家的名下。
也許因我是個才返鄉的學生，工作團的老李跟我相處得很好，並不避我這個富農子弟。有一天工作之餘，他問我：“你這個富農分出多少地？”我說：“除沒分出外，還分入6.09畝的一塊。”老李笑著說：“貧農翻身，偏偏你這個富農也翻球了身。”
我讓他看了貧農侯執富的分地情況，老李又說：“把貧農鬥球了。”原來侯執富隻一口人，雖分了兩份地，但他家土地多，50%的土地分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