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請假
合作化時，我家九口人，就有七個孩子，勞動力隻我一個。因此，每日每月每年，我都是沒明沒黑地勞動。就這樣，全家的日常生活問題，油（煤油）鹽炭還是無法解決，吃飯問題就更沒法解決。隊裏分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沒一年不用借糧，實際不是借糧，而是要糧。借了誰家的糧，盡借不還。時間長了，借的回回多了，窮人也有臉，也不想去了。但硬著頭皮、藏了臉，還得去借——沒有辦法，孩子們總不能不吃飯。這樣一來，為了多賺點工分，多分點糧食，勞動我專揀苦重的幹，一年四季，天天擔茅糞。要甲原（我村的山名）的胡麻地要種麥，來回有六華裏路，我去時擔茅糞，回來擔胡麻，來回都賺工，回來擔上胡麻還要把茅桶也捎上，一擔足有180斤重。就這樣還是沒錢花，還是欠款戶，還是要尋糧，久而久之，就覺得缺糧、尋糧是平常事了。
每次尋糧都是愁該去哪裏尋，去了是否能尋下，尋不下孩子們吃什麼？這些想法統統沒用，再愁，孩子們都是張口的，管你能不能尋下糧食，總要吃東西，他們是體會不到大人的難處的。有這些難處還不夠，1964年農村“四清”時，又加了一難——十有八九隊長不敢準假。有時兩天以上的假，就得到工作隊去請，不批準你要私自走了，回來又得挨鬥，何苦來？就是再低三下四，亦得請準假再出門。
記得有一次要出門尋糧，我向隊長請了假，走後工作組問隊長看我幹什麼去了，隊長說：“曉不得。”陳國祥組長訓隊長說：“他走時沒向你請假？”隊長被訓得急了，說：“沒有。”
我尋糧回來時，陳組長問我：“你怎麼不請假就出門？你曉得你是什麼人，什麼成份麼？”我心裏一點也不害怕，說：“陳組長，我請假尋糧，這與我是什麼人、什麼成份有什麼關係？我明明請假了，你怎麼說我沒請假？你問問隊長，看我請了假沒有？”
那時的工作組，比現在的公安局還要硬氣。陳組長當下把隊長叫來對證，隊長又說我沒請假。我說：“隊長，我請假時，你叔在跟前，咱去問一下，如果我沒向你請假，該咋處分我就咋處分我。我本來向你請假了，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臨走時，我對工作組的同誌說：“你們亦去一人，作個證。”真的工作組的王在明就同我和隊長三人去到隊長叔家。我還沒開口，隊長就問他叔：“昨天你聽見華瑞叔請假來沒有？”隊長叔說：“人家怎麼沒請假？一開始你不讓去，我說，‘你不讓去尋糧，六七個孩子能餓的嗎？’你才準了假，你怎麼說沒請假？”隊長臉一紅，說：“我忘了。”
就這麼點事費了有三個小時，如果隊長叔也說曉不得，我又得挨鬥，起碼讓大訓一場。為什麼我現在辦事就這麼小心？在那個時候真是難活，不管幹什麼，先問成份。那時成份不好，比有臭（狐臭）還厲害。時間長了，我就養成了縮手縮腳的習慣。
經過對證，我是請了假的，不是自由行動。陳組長說：“這次事故是隊長造成的。據了解，你在勞動方麵，遵紀守法各方麵都是好的。你正年輕，希你以後更加努力，不要像其他成份不好的人一樣。你是有知識的人。”陳組長給我講了一陣，到上地勞動的時候了，我就往地裏走，這次案件才算結束了。
二、往府底擔糧
統購統銷時，勍香糧站的糧食要往外調。那時沒有汽車，運糧全憑人擔、畜馱。人擔每百斤運費一塊三，畜馱八毛。雖運費不高，但也是任務，多少也能掙點錢。收糧結束後，全民總動員往府底糧站送糧。有牲口的，牲口馱；沒牲口的，人擔。運費是死的，擔多擔少由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