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做活不比白天，前半夜還好受，一到了後半夜，又饑又渴。要是給家戶人做活，主人家肯定給匠人做飯泡茶。在供銷社做活，人家還派有監工的。不過監工的到八點就回家休息了，隻有我和金記，為了賺幾個錢照常勞動。
一天晚上，三點後，硬饑得不能再堅持了，我讓金記找點吃的。這天我們正好在打月餅的那間房幹活，我們總覺得好月餅可能入了庫，不能出售的，肯定在這房內，但到處都找不到。我因餓壞了，坐下來抽煙，驟然間，發現一個小隔間，放著一堆柴。我叫金記翻開來，柴禾底下扣一個簸籮。揭開一看，正是放的壞月餅。我們揀了一部分好的吃，又把簸籮扣上，仍把柴禾蓋上。倆人飽飽吃了一頓，休息了一會，抽了支煙，又開始幹活了。
10天240小時沒有睡覺，我們才把供銷社的活幹完了。算了賬，總共賺了50塊錢。這50塊錢把人受壞了，也把家人高興壞了。
這次綁幔子除交夥食費外，還得到現款80多塊，真象天上掉下的一樣。
三、短款戶的命運
自合作化開始，我雖孩子多，倒還不算短款多，每年隻不過欠三二十元。農村“四清”時，一下就欠得多了，欠款的原因有二：一開始大寨記工，不以勞動多少為記工標準，而以思想占主要。你再勞動得好，你的成份高，思想就不好，記工就少；二是農村“四清”時，武耀珍是會計，扣義務工時，地主、富農男全勞力和貧下中農一樣扣了八個工，女全勞力扣了四個工。陳國祥是“四清”工作隊的隊長，看了結算表，嫌地主、富農扣的義務工少。結果地主、富農男全勞力扣了八十個工，女全勞力扣了四十個工。這樣下來，當年我就欠了100多元，慢慢一年比一年欠得多，就成了老欠款戶。
74年秋收時，一個姓韓的幹部在新安下鄉。他在城裏時，常到木業社找我兄給他油些小東西。他動身到新安時，見了我胞兄說：“有捎的嗎？我到你村去下鄉。”我兄說：“捎的沒有，我老二是個欠款戶，要欠款時少呟（juǎn，同“罵”）點就行了。”
韓幹部來到新安，開始是指手劃腳地領導勞動。到秋收完，算出結算時，韓幹部才有了好幹的了，每晚集合起社員開會，講幾句報上的時事，就向欠款戶催要欠款。別的欠款戶自己上門找長款戶撥款，我也找長款戶。我是對長款戶說：“開會時，下鄉幹部要我向你們撥款時，你們就說撥完了，千萬不要撥給我。要是你們不聽我的話撥給我，不要說你們想早點花現款，就怕遲也花不上。要花得我的孩子大了，才能付了你們的撥款。”就這樣我都向長款戶吩咐了一遍。
每晚韓幹部講完時事後，照例向短款戶催要欠款。其它欠款戶或多或少都要向長款戶對了話撥些款，而他不問我，我亦不找他。別的欠款戶的欠款要得差不多了，韓幹部就把要款的目標對準我了。一天晚上講完話，當著眾人問：“誰是武華瑞？”我走到韓幹部跟前說：“我就是武華瑞，你還不認識我？”
韓幹部嫌我的話不好聽，說：“是你要怎的，你這口糧款怎麼辦？”
我說：“出麼！”
“什麼時候出？”
“有了錢就出。”我痛痛快快地說。
“你怎麼這樣講話？”
我說：“該怎麼講？有了錢不出口糧款，先買煙行嗎？”
韓幹部火了，把眼珠子瞪得快要掉地上了：“你什麼時候能有了錢？”
我說：“我曉得我什麼時候能有了錢？”
“你這還有理哩！”
我說：“老韓，我有什麼理？要是我有理，是我訓你。你訓我訓得不斷頭，我有什麼理？”
“你欠款就不想法子？”
“我怎麼不想法子？正月初二別人都打撲克，我就想法子掏圊，一直掏到臘月二十九我還是想法子掏圊，就是掏不來錢……”
我還要再往下說，支書張來喜一把把我推出門外說：“不要吵了，快回想法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