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化主體和城市化動力的轉變，城鄉空間格局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受計劃經濟體製下城鄉分割製度的製約，如戶籍製度、財政製度，資金、技術和產業難以越出城市經濟體係，中心城市的城市化動力無法帶動外圍農村地域的轉變，浙江省除了少數幾個中心城市外，其餘是廣大的缺乏城市化主體和動力的農村地域。市場化改革啟動，農村地區的商品市場和農村工業化率先起步並取得了相對於中心城市的市場體製優勢，能夠在中心城市外部形成相對獨立的城市化空間格局。而且，在局部的農村市場體製下，商品和要素在本地區流動的製約大大降低，有助於形成基於市場機製下要素流動的城鎮和鄉村一體的空間格局。鄉村地區的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農村資金在二、三產業的帶動下向城鎮集聚，有助於城鎮的發展壯大，同時鄉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隨之提高。城鎮擴張的過程，也是鄉村地域向城鎮轉變的過程，農業用地向工商業用地和城鎮建設用地轉變的過程，農業產業向非農產業轉變的過程。農村地區率先形成的區域性市場體製，融合了中心城市外圍的城鄉聯係，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新型城鄉格局——在縣域的範圍裏，以專業市場和專業化產業基地為基礎的農村城鎮化格局。
雖然沒有國家資金的支持，但地方政府和農村地區的民營工商企業、非農產業的農村居民為城市建設提供了資金，在市場機製的作用下開創了多元化的城市建設投入渠道。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大量的基礎設施，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基礎設施的投入要依靠政府的有限投資；市場化改革後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機製，通過調節城市化基礎設施的供給和需求，激發民間資金以多元化的市場方式參與到城市建設中。相比較農村地域，城市更加適宜二、三產業的集聚並帶來外部規模經濟，商品貿易的專業化商人、民營工商企業對城市基礎設施有著強烈的需求。隨著農村地域的工商從業人員向城鎮中心流動，資金也在流向城鎮，這表明城市化的基礎設施建設有著較為豐富的資金來源，通過一定的轉化機製，就能成為城市基礎設施的投入。城市化基礎設施是典型的地方公共產品，是純公共產品和俱樂部產品的混合，一方麵通過財政資源投入基礎設施，另一方麵也可以通過市場機製調動市場主體的民間資金提供城市公共物品。浙江省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金雄厚，努力創新市場化機製，為民間資金進入城鎮建設開拓了多方麵渠道。其一是引導民間主體直接投資，如放寬農民進城的限製，農民自帶資金進城建房、投資辦廠和就業；鼓勵民間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根據“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興建了一大批“四自工程”。其二是適度放開土地市場，通過出讓城市道路沿線的土地使用權，籌集建設資金開發商業設施；政府資金結合本地金融資源開發工業園區，引導民間資金進入城鎮工業區。其三是培育產權交易市場，出讓基礎設施的其他一些具有市場價值的權利（如城市道路的冠名權等）籌集建設資金；向民間資本出讓基礎設施的長期收益權，回收政府投入。其四是利用金融市場，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建設債券，引導民間資金投入城鎮建設。
（二）市場化與城市化：要素流動與集聚
市場化改革啟動後，浙江農村市場製度創新活躍，能夠在中心城市外圍實現由農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變，市場化的製度安排對城市化起著決定性作用。例如在農村地域形成城市化主體，農村二、三產業推動了城市化，是通過要素流動和集聚的傳導機製來實現的。市場化的基礎作用，就在於市場機製的創新不斷消除要素（商品）通過交易來流動的製度壁壘，促使農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變。
城市化進程在表象來看，在同一個空間內發生了產業結構從一次產業轉向二、三產業的轉變，而產業轉變的背後其實是要素空間分布的變化——要素流動。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也存在要素的流動和集聚，不過是通過計劃指令的執行和行政配置來實現的。在市場經濟體製下，要素的流動和集聚，是通過交易的方式來實現的。市場化改革，或者說市場機製的創新，一方麵消除計劃指令對要素流動的阻礙，另一方麵也為要素流動降低交易成本。在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要素的流動表現在兩個層麵，第一個層麵發生在經濟層麵，也就是要素在所有者之間的流動，通過要素產權的交易來實現，要素向更高效率的配置方向流動。第二個層麵是要素的空間流動，城市和鄉村就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空間，不同區域之間也存在要素的流動。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實現要素的空間流動，如何降低要素流動的障礙。根據要素在兩個層麵上流動的劃分，可以形成若幹種組合。如圖4·2所示，組合Ⅰ：要素不交易也不發生空間流動；組合Ⅱ：要素可交易但是不發生空間流動；組合Ⅲ：要素不交易，但是發生空間流動；組合Ⅳ：要素可交易，也發生空間流動。同理，以上的組合也同樣可以用來分析產品的流動。
圖4·2要素流動與城市化
市場化製度創新，首先是突破計劃體製對商品和要素流動的製約，組合Ⅲ表示的不經過交易但發生了流動，這在市場經濟中是不可能的。其次通過製度創新降低商品和要素流動的交易成本，從不交易進入交易的空間，從農村流向城市，或者從城市流向農村，市場化改革的作用在圖中就表現為從區間Ⅰ到區間Ⅱ再到Ⅳ的過程。
經濟體製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業生產承包責任製實施後，農民最早獲得了經濟活動的自由，其中就包括很重要的勞動力流動權，可以自主決定從事農業還是非農業活動。浙江省許多地區的農民保留了市場活動的傳統，專業化商人的商品交易活動在區間Ⅱ，就是農村集貿市場。貿易活動轉向了城市，商品從一個地區流向另一個地區，在區間Ⅳ，就是專門從事遠程貿易的專業市場活動。隨著市場範圍的擴大，專業市場成為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的動力來源。另一部分農民從農業活動（區間Ⅰ）轉移出來，成為農村工業化的勞動力（區間Ⅱ），但是還沒有成為城市化的主體。隨著產業在城鎮集中，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和集中，成為城市化人口。
城市化進程還與土地、資金的市場化密不可分。雖然土地不能在空間上流動，但是地域結構的改變，一樣可以看成是空間的流動。如果土地（使用權）不可交易，個體家庭工業的規模就難以擴張（區間Ⅰ）。如果土地可以交易，但是仍然沒有改變土地的農村集體所有製屬性，就沒有發生空間的流動，農村工業隻能分散在農村地域空間，無法形成城市化（區間Ⅱ）；如果土地既可以交易，又可以從農用土地（集體所有）轉變為城市用地（國有），農村地域才有可能向城市地域轉變。土地使用權交易且可改變用途和所有權屬性，這其實就是城市擴張的過程（從區間Ⅱ到區間Ⅳ）。
城市二、三產業發展、城市建設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盡管缺少國家資金，也缺少國有銀行係統金融資源的支持，但是市場化製度的創新激發了民間資金的投資熱情，推動了城市二、三產業的發展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的非國有經濟在農村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成功實踐中積累了資本，如果缺乏金融機構的中介作用，農村企業隻能依靠自我積累擴大二、三產業，局限於農村地域（區間Ⅰ）。資金要轉變為高流動性的資本，有賴於形成資本的產權製度和金融市場。地方政府注重保護民營企業的產權，“南方談話”後，國家從正式製度上保證了民營企業的產權，浙江省開始大力推行股份製的試點改革。產權的有效界定和保護有助於民間資金轉為民間資本，浙江各地民間金融市場發育較早，資金交易活躍，民間資本投資規模擴大，進入了區間Ⅱ。浙江省積極探索土地市場的開放，產權交易市場的創新也很活躍，這為農村地域的民間資本進入城市地域提高了資本的安全性、擴大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尤其是土地使用權與民間資本的交易，滿足了民營工商企業的城市化需求，也為城市化基礎設施的供給解決了資本來源，再加上產權交易市場的興起和金融係統的市場化、民營化創新，民間資金獲得了更多的交易渠道流向城市地域，成為城市化建設的資本。區間Ⅳ表示市場化創新促進了交易和民間資本的形成，提高了資金的流動能力，城市二、三產業和城市基礎設施獲得了民間資本的強勁支撐。
三、專業市場成長與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城”和“市”的結合，在城市的發展史中，“城”曾經是一種防禦外部侵入的設施，逐步演變為與“鄉”相對應的一種經濟活動的空間組織；所謂“市”，既可以指交易的場所，也可以泛指交易關係的總和（劉傳江，1999）。交易活動集中提高了交易效率，各類經濟活動通過交易機製而建立聯係，因而脫離鄉村的分散空間，進入“城”的集中空間。“城”和“市”共同的集中趨向使兩者緊密結合，城市才成為一種綜合了經濟活動及其空間分布的空間組織。計劃經濟體製割裂了“市”與“城”的聯係，少數幾個中心城市依托行政中心和計劃經濟中心，城市化進程緩慢。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溫州、義烏等地一些農村集鎮開始出現一種集中式商品交易市場——專業市場，並且迅速擴散到浙江的許多地方。專業化商品的貿易與生產緊密結合，興起了一大批專業鎮，其中有早期的樂清柳市、永嘉橋頭、義烏稠城，台州路橋，也有後起的紹興柯橋、湖州南潯等地。專業市場和專業鎮的關係並不是單向的，而是相互依賴的，並不表示必須先有專業市場才有集鎮，但是專業鎮的形成必定是在專業市場形成之後。在專業市場形成前，市鎮的規模很小，但是專業市場選擇了既有的市鎮作為集中交易的依托，集鎮才因各類專業市場而轉變為專業鎮。這些專業鎮的興起，開辟了另一個城市化新空間，專業市場和城市化相互促進，從小城鎮發展為小城市、中等城市，有的甚至成長為大城市和區域城市化的中心。義烏是其中最為典型的個案，從專業市場的側麵印證了市場化與城市化進程的一致性。
（一）小商品市場與義烏的城市化
1978年，義烏以縣城為中心的建城區麵積僅2.8平方千米，城區人口2.8萬人。自1998年以來，義烏城市建城區麵積每年以4~5平方千米遞增，城市化率每年提高3個百分點以上，正在形成一個5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改革開放以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傳統優勢內生出極具競爭力的商貿流通業，成為義烏城市化的根本動力和獨特路徑。依托小商品市場，1984年義烏確立了“興商建縣”戰略，堅持以商促工、工商聯動，義烏成為一個初具規模的中等城市。在世紀之交，義烏明確了建設國際性商貿城市的目標，推動城市的轉型，走上了以國際化的商貿流通業帶動城市化的發展道路。綜觀小商品市場及其商貿產業活動的演變過程，市場的興起使義烏走上了城市化的第一步，在市場的成長和國內貿易的擴張中義烏拉開了建設中等城市的框架，在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義烏的城市化正躍上國際性商貿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的新台階。
1.小商品市場改變了義烏經濟的空間格局
義烏是浙江中部的一個農業縣，城市化成就隻有一條破舊街道、數家店鋪、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若幹家國有工商單位。義烏缺乏礦產資源，缺少國家的投資，工業基礎薄弱，城市化率遠遠低10％這一起步標準，很難想象一個缺乏工業化投資的義烏是如何走出城市化的第一步的。
近代義烏，佛堂鎮憑借便捷的蘭溪江運輸通道，是商賈彙集的繁華之地，堪稱義烏的經濟中心。隨著交通運輸方式從內河航運轉向更為便捷、經濟的鐵路，佛堂鎮的經濟地位逐漸開始下降。縣城所在的稠城鎮由於靠近浙贛鐵路車站，成為義烏與外界發生經濟往來的必經通道。但是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義烏傳統的民間工商業嚴重削弱，失去了城市發展的工商業基礎和民間資本。農業為主的縣域經濟不足以引發產業和人口的大規模集中，所以長期以來，稠城鎮雖然依托便利的交通位置和行政中心，全城市化率仍不足8％。改革開放之後，義烏城市化的曆程與小商品市場息息相關。如果將義烏建城區的麵積與曆史年份對照起來，就可以發現，建城區麵積的一次次拓展總是由小商品市場的一次次擴張所引起。
義烏的優勢在於商貿業的傳統，一批長期從事“雞毛換糖”的農民自發形成了小商品批發交易的市場。義烏商人憑借“雞毛換糖”建立了廣泛的商業交換關係和渠道，培養了市場經濟意識和從中發現獲利源泉的敏感性。但是，自發性和無組織的商業活動需要適當的引導，才能實現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1982年9月，義烏縣委決定開放小百貨市場，開始形成“興商建縣”戰略，實行開放政策，鼓勵和引導農民進入流通領域；實行多渠道集資，加快市場建設，不斷健全市場體係；實行係列化服務，提高市場的社會化組織程度；實行規範化管理，建立正常有序的市場運行機製。
1982年，在一條小街道上依靠工商部門少量的資金搭建了設施簡陋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同期開放了廿三裏鎮的小商品市場）。依托縣城現有的交通位置和服務設施，小商品市場的交易規模迅速擴張。兩三年之後，原有場地設施就難以滿足日益擴大的商品交易需求。在短短10年時間中，小商品市場已經兩次易址，多次擴建（按照義烏的慣例，小商品易地新建就代表著新一代市場）。1978年到1991年這一階段，以小商品市場為龍頭的市場體係建設啟動了城市化進程。從1982年第一代小商品市場到1991年第三代小商品市場建成，全市第三產業的比重從20%提高到50%。同一階段，城市化水平大為提高：建城區麵積由1982年的2.8平方千米擴大到6.44平方千米（見表4·4）。相對於市場的迅速擴張，這一階段城市擴張速度並不是很快，尚處於啟動階段。第一、二代市場借助縣城既有基礎設施，局限於縣城狹小的空間。1986年正式開放使用的第三代小商品市場，跨出了義烏縣城城區的南界——城中路，引導城市向東南方向擴展。從1985年到1990年這六年中，第三代市場相繼經曆了數次擴建，基本上維持了這一擴展方向。“興商建縣”戰略的實施，使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商品生產和流通領域，進入城鎮，實現了職業和居住地的雙重轉移，小商品流通確立了義烏城市發展的產業基礎和城市擴展的方向。從發展趨勢來看，小商品市場的迅速擴張，必定會衝破縣域格局的束縛，開辟新的發展空間。
表4·4義烏小商品市場、經濟結構與城市化的關係(1982—1991)
市場
代際年度城市化
階段攤位
(門店)數
（個）
第二、三產業在
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第二產業第三產業
建城區麵積
（平方千米）建城區人口
（萬人）
第一代1982—1984
第二代1985—1986
第三代1987—1991
市場拉
動階段700~890025.9~28.9
20.5~24.2
28.5~30.4
33.2~51.8
3.8~6.443~12
資料來源：陸立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糖到國際商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市場擴張、產業集聚推動城市化
由於義烏工業基礎薄弱，小商品市場基本上是從集中批發省內周邊地區產品起步發展的。在近10年中，小商品市場的規模迅速擴張，1991年市場交易額突破了10億元大關。義烏市場的貿易渠道不僅廣泛分布於浙江省內，而且不斷向省外建設下級批發市場，國內區際貿易大規模興起。在市場拓展中衍生了聯托運行業，個體私營的專業化托運處通過組建以義烏為中心的專業化運輸代理線路，極大提高了義烏小商品市場從外省輸入產品並向目標市場輸出的能力。聯托運的介紹和分析請參考：陸立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糖到國際商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從1990年到1992年，小商品市場的交易額翻了五倍多。聯托運市場的新開拓線路數和運量都有明顯的增長，至1994年底，共開發100條聯托運線路，覆蓋了主要的產品來源地（如廣東、江蘇、浙江、福建等）和目標市場（如東北、華北、西北、西南等地）。
義烏本地工業化起步於20世紀90年代初，之前義烏的產業結構已發生了較大的轉變，主要是第三產業（小商品流通）比重迅速上升，但是工業的比重仍然較低（見表4·5）。在小商品市場經營多年的義烏商人，積累了資本和市場客源。在國家對民營企業政策日漸明朗的形勢下，同時也得益於國際區際貿易的擴張，地方政府實施“以商促工、工商聯動”的戰略，圍繞小商品市場周邊空間，大規模推進了工業區的規劃和建設，在義烏中心城區形成了若幹個生產小商品市場暢銷產品的專業鎮，形成了飾品、針織、服裝、工藝品、拉鏈、文化用品等優勢行業，在中心城區建設省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在義烏中心半小時交通圈內的佛堂鎮、蘇溪鎮和廿三裏鎮建設工業小區。通過一係列工業促進的措施，義烏的產業結構有了很大改觀，在保持第三產業穩步發展的同時工業的比重迅速上升了20個百分點。義烏工業產業初具規模，在小商品市場保持了穩定的占有率，形成了小商品市場的重要支撐。
在市場擴張和產業集聚的作用下，義烏的城市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的規模和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小商品商貿業是義烏的支柱產業，小商品市場吸引了交易設施和商貿活動的集中，市場所在也就是城市的產業中心，市場的發展方向牽動了城市的發展方向。一是新建市場突破了城市空間格局，開辟了城市化的新空間。第四代小商品市場（此後更名為中國小商品城）從城中路以南和工人西路以南向義烏江方向發展，跳出了前三代市場所在的縣城，很快市場攤位供不應求，新市場繼續向東擴建，將城郊的廠區地塊規劃建設成綜合的商貿區，1995年建成了小商品城——賓王市場。二是市場與城市的融合，形成了商貿城市的功能區，奠定了商貿城市的基礎。利用現有或新建的街道，使之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專業街是小商品市場在更高層次、更廣範圍的拓展，是一種係統的、高級的市場形態。一種方式在小商品城周圍有規劃的改造城市街道，形成經營係列化商品的專業街，義烏市先後培育起保聯西路紡織品一條街、稠州中路皮鞋一條街、前大路拉鏈皮帶一條街等，從而使城市在市場擴張中成長，市場在城市中擴大。另一種方式是整體規劃和開發綜合功能的商貿區，通過國有土地出讓，改變城郊工業區塊的功能，規劃建設商住區。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建成的香港城和賓王商貿區，綜合了批發專業街和生活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就是當時義烏市場、城市建設中場街結合的傑作，充分體現了市場和城市建設的雙重要求。三是城市的綜合功能提升。1991年義烏市政府就先後出台了《義烏市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試行辦法》、《義烏市房地產交易市場管理試行辦法》等一係列改革政策，土地市場逐步放開，打通了城市建設的資金通道。義烏市以規劃為龍頭，多形式、多層次籌集城市建設資金，為大規模地發展工業園區、推進城市建設，提供了較為充裕的資金。圍繞小商品交易，完善市場體係，在賓王市場周邊興建專業市場，如產權市場、文化市場、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等，還配套了聯托運公司和聯托運市場和倉儲場地，以及高檔次多功能的會議酒店設施，以商貿服務業為主的城市商貿中心已經在舊城外部形成，而且還將推動城市發展重心繼續向外擴展。1992年開始，義烏市加大工業區建設投入，省級工業區位於義烏市城區西南，以小商品生產和加工工業為特色，彙集了彩印包裝、針織服裝、工藝飾品、拉鏈等優勢行業，培育了一批龍頭企業。義烏重點專業鎮也投入開發工業小區，引進小商品加工企業。城市東南部以商貿業為主，城市西南的經濟開發區集中了小商品加工的龍頭企業，鄉鎮工業小區分布大量小商品加工企業，在小商品貿易的帶動下義烏城市化與產業同步提升，如表4·5所示。
表4·5義烏小商品市場、經濟結構與城市化的關係(1992—1998)
市場
代際年度城市化
階段攤位
(門店)數
（個）
第二、三產業在
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第二產業第三產業
建城區麵積
（平方千米）建城區人口
（萬人）
第四代1992—1998產業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