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處事的智慧
待人和處事密不可分，我分開來講，隻是為了敘述的方便和讓讀者更加感到有頭緒。先看這一章：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這一章可看作孔子談生活和處事智慧的總論，或者說導言。人和動物不一樣，做什麼事和如何做不是先天地早就被遺傳基因安排好了，每個個體都隻是“本能地就範”，和先輩們一樣地“活著”。人的每個行為都是自己選擇的，用今天人們的話來說，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因此，對人而言有個選擇活法的標準問題。一般說，人總是選擇能夠使自己快樂的活法，而拒絕讓自己心煩以至痛苦的生活。所以人們“活法”的不同，可以歸結為每個人實際上都有的所謂“苦樂觀”的差別。這自然完全是從人的主觀方麵立論，從客觀結果上看，則遠非每個按自己苦樂觀去選擇生活方式的人事實上都活得開心、快樂。這又是為什麼？原來，人總想選擇使自己快樂的活法，是一回事，選定了的那種生活是否真能給自己帶來快樂，是另一回事，這二者未必統一，要達到這個統一，須要在選擇之前，對自己所持的“苦樂觀”，也即“應該”以什麼為樂和以什麼為苦，進行一番審視，然後作一番調整。孔子深知這一點，這一章就是他作的這方麵的教誨。
本章的“益”和“損”，是就後文說的“樂”能否長久保持，會不會很快轉化為“苦”、為“悲”而言，所以“益者三樂”是說，你選擇“這三種”活法，即以這三種生活方式為樂的話，那麼你將真地並且長久地活得開心、快樂，“損者三樂”則恰恰相反。所以這是一正一反地作“苦樂觀”的教誨。從內容看，孔子的意思是：一個人要樹立與自己所處社會相適應的苦樂觀，才會真正活得快樂。所以又堪稱人生的一大智慧。對兩個“三樂”的具體解釋，有一句存在誤解：“樂道人之善”句，李澤厚和李零都解釋為“喜歡講別人的好處（話）”，一般也都作如此理解，但我以為這是誤解。且不說“道”字在先秦時期有無“講”的義項，僅從“講別人好話（處）”不足以與“節禮樂”（用禮樂作標準來安排、調節自己的行為，實際上就是說“講道德”）和“多賢友”二者並列為“三樂”之一，就要說這理解不妥。“喜歡講別人好處”，雖然可以是好品性，但提到“苦樂觀”的高度來談論，應該說是“小題大做”了。而且，把“喜歡講別人好話”作為行為指令，就得總是隻講好話，不講壞話，這豈不成了“鄉原”？孔子豈會作這種教導？！因此，我認為這個“道”乃是“引導”義，“樂道人之善”是說“以引導他人向善為快樂”（“之”為動詞），稍為放開點講，就是“以自己的行為有利於社會為快樂”。這樣解釋，上述不妥之處就都沒有了。對“損者三樂”，李澤厚翻譯得很好：“喜歡驕縱放肆，喜歡遊蕩閑逛，喜歡飲食宴請，這就有害了。”當然，這要放到孔子時代的社會條件下去體認。
下麵這一章也表現了孔子處事的根本態度和智慧。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和9-1章說“子罕言……”、7-21章說“子不語……”一樣，這一定也是學生們對孔子的一致的印象，所以無須點明這是誰說的。“絕四”是說完全沒有後麵說的“意、必、固、我”等四種毛病，故而也就是從否定的方麵說孔子具有四個方麵的優點。這“四毋”有多種理解、翻譯，李澤厚的翻譯是：“不瞎猜，不獨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應該說，這是譯得很好的一種。我未見有把這“四毋”聯係起來作串講式解說的，而我以為，恐怕這正是學生們對孔子行事全過程的一種總結式概括。所以我來試做一下：這是說，遇到必須加以嚴肅處理的大事時，孔子決不主觀隨意地瞎猜，而是冷靜地實事求是地分析，探討各種可能性（“毋意”，此“意”通“臆”）；然後綜合各種意見，確定其中一種，但事情尚未明朗化時，又決不肯定必然如此（“毋必”）；因此，以這個想法、認識為基礎去實際處理時，仍然小心謹慎，“摸著石頭過河”，隨時拿新的發現和原先的想法作比較，根據實際修改前定設想、方案，決不固執（“毋固”）；所以他處理問題總是比較恰當，成功的概率比較大，可他在分析成功的原因時卻決不居功自傲、自我吹噓，而是把成績、榮譽歸給他人、眾人（“毋我”）。我想，這雖然也是一種推測性的領會和解說，但一點沒有拔高孔子，而是很合乎《論語》全書給出的孔子的形象，學生們這樣看待和描述孔子行事的全程，最有可能。
以下兩章，可視為孔子“絕四”的旁證。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聞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前一章頭句是說：“子路！我來告訴你什麼叫知吧。”還是說：“子路！我不是給你講過什麼叫知了嗎？”這難得講清楚了，但無關緊要，因為重點完全在後文。後文兩句話已是名言、格言，說解頗多，都可以成立，而且你越有水平，還越可以往高深處解。但我以為不必講得太深，講得太深就不是孔子的思想了。孔子無非是說，不要強不知以為知，那樣是自欺欺人，最終害了自己，而懂得這一點，就是知，最好的知，真做到了這一點，更是很有智慧的表現。孔子自己正是因為具有這個智慧，所以他“絕四”，所以他“不語怪、力、亂、神”，所以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他也常有“命矣夫”之類的感歎。這就是孔子！後一章是回答子張關於“如何求得官職以獲取薪俸”的問題（此“幹”不是簡體字，是“求取”的意思，“學”是求教義），從言行兩方麵教子張，頗表現出了後世所謂的“城府”：要多聽各方意見，對有疑問的內容暫時放下不管，可以相信的部分，在向別人轉述時也小心謹慎，這樣就可以少犯錯誤，少受責備（“寡尤”的“尤”是“過失”、“受指責”義）；多觀察各方麵情況，對於不好理解的，也暫時不管，認為有把握可以實行的，實際幹起來也謹慎從事，就不會有後悔；這樣，官職和薪俸自然就有了。但從好的方麵理解、評價，不也就是教人實事求是、謙虛謹慎地做工作嗎？因此也不失為一種智慧。
下麵這一章是教人做事要當機立斷。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孔子說的“再”等於“兩次”，不是“再一次”的意思。李零說：“想兩遍是什麼意思？可能是正麵想一遍，反麵想一遍，即從有利的方麵想一遍，再從不利的方麵想一遍。”如果真是這意思，這章就是轉述孔子“再思而後行，可矣”這樣一個教誨了，從而前兩句完全是廢話。所以我認為，孔子的這個“再”，乃是針對季文子的“三思”而發，而此處講的“三思而後行”不是一般地評說季文子“慎行”，實是講他在某件事上想得太多，猶豫不決，結果反誤了事。“三”有時隻是泛言其多，編者又特意加了“子聞之”，更證明我這推想不誤。所以這一章是要說明：孔子主張慎言慎行，但又要求當機立斷，反對沒完沒了地畏首畏尾地拖著事情不辦。這反映了，在他的思想中，“三思而行”與“當機立斷”是對立統一關係，同樣要用“中庸原則”正確加以處理。
下麵兩章是講人辦事要堅韌剛毅，有始有終。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這一章明顯是拿“為山”和“平地”作比喻，說，堆山隻是少了最後一筐（“簣”）土，山就堆不成；平地即使還隻填了一筐土，隻要不停地加下去，地就終於會平好，可見人做事不管是接近成功，還是剛剛開始，“止”是自己止，“進”是自己進，完全取決於自己有沒有恒心，做不做得到有始有終。末句的“往”與“進”同義，李澤厚將“吾往矣”譯作“我也就幹下來了”，不妥。全文對仗得十分工整，前段是往上看，講功虧一簣，後段向下看，講鍥而不舍。這裏，“為山”和“平地”無疑都是動賓結構，可楊伯峻、李澤厚、李零三位大注家，一律將“平地”當作偏正結構，解釋為“在平地上”，特別是楊伯峻和李零，竟明確地把“平地”說成是在平地上堆山，似乎前段說的“為山”是“在山上堆山”。據此我要提醒讀者：千萬不要迷信“名家”的注釋！
下麵這有名的一章已是成語，著眼於人一生的行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在孔子時代隻有打算、謀劃義，後來才有了充當“憂”的同義詞的義項，所以這章隻是說：人做事要有長遠的考慮，設想到比較久遠的結果，否則，急功近利，必然很快就事與願違，出現本可預防，因無“遠慮”而未能避免的禍害、災難。這是說得很中肯的，對人一生行事，特別是處理大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凡大事都要事前進行“可行性論證”，而且不是論證準備實施的方案可以產生“近期效應”，而是論證它在今後較長一段時間內的“綜合效應”必然會是好的。李澤厚認為，孔子這話頗體現了孔子和中國人的“憂患意識”，是理解得很深刻的。治國如此，個人處世行事也當如此——這又是人與動物的區別所在：動物隻有“此刻”，人不僅有“過去”，更有“將來”。孔子很懂得這一點，這就是他作為“先知”的智慧。李零說：“‘遠’和‘近’可以是時間上的，也可以是空間上的。”我認定，孔子一定隻是“時間上的”，但指出“可以是空間上的”，則屬李先生的智慧。再看下一章：
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這一章，幾乎所有注家都以為就是重複2-15章“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後一句的意思，李零說得更明確：“這裏講的就是‘思而不學則殆’。”我以為至少不完全如此，因為2-15章是把“思”與“學”作為對立麵，講二者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思而不學則殆”是說把“不學之思”得來的想法用於實踐將導致危險；這裏的“以思，無益”乃是說“根本想不出什麼來”，即完全得不出結論。這二者怎麼會是一回事？
其實，本章隻不過是說：有時候，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一件事情的較好的處理方法，是早就有了的，你隻須去請教一下別人，或去查一下文獻，就全解決了，相反，你獨自苦苦思索，是很難想出來的，隻會浪費時間。這是一般人都有的經驗，但孔子的教誨常常是把大家都感覺到了隻是還不明晰，或雖也清楚了，隻是並未形成語言的思想，用簡練的話語表達出來罷了，而且正是這樣的話語中最是蘊涵著智慧，因為它可說是眾人智慧的結晶。對孔子的這類言論，更不必故鑿高深，繞個大彎子去解說。“以思”的“以”作何解釋？楊伯峻說是“唯”義，從李澤厚的譯文（“用來思考”）看，他認為是“用”義（賓語當是一天中食、寢時間之和，省略了）。我以為，這個“以”和19-24章中“無以為也”句中的“以”字用法相同，相當於“這樣的”，即是“用這樣的方式”的省略，“這樣的”是哪樣的，可以從語境中悟出，這裏是指“整天不吃不睡地獨自進行的”。
下一章是教誨行事魯莽、有勇無謀，不如膽小心細、謀而能勝。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用”和“舍”是說得到任用和得不到任用，故“行”和“藏”必是對應地分別指把一身本事使用出來和收藏起來。孔子說，能做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人，唯有他和顏回，子路聽了不服氣，就問：“您要是率領三軍打仗，將和誰一起？”孔子的回答竟是：不用武器和虎鬥，不靠船隻去渡河的人，雖有死而無悔的勇氣，我也不願和他共事，我要找合作夥伴的話，一定要是遇到事情膽小心細，長於謀略因而能夠辦成事的人。這自然是針對子路的缺點而說的“激勵話”，但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一個“處事智慧”：既然是辦事情，那就要把人的品德、能力放到對於辦成事情有多大作用的係統中去考慮、評價、選擇，離開這一點，孤立講某人的品德、本事，那是沒有意義的。這又是“近乎常識”的東西，可也正是這種“常識智慧”最為可貴。
孔子論處事的語錄是很多的，特別是他論“為政”的言論，可說都顯示了“處事智慧”，但本書將在別處專門談到，這裏就不征引了，隻最後還引兩章：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孫。”
“不廢”是指不被罷官，“免於刑戮”是說不受刑律處罰。孔子憑南容在邦有道時不丟官，邦無道時不受牢獄之災，就選為侄女婿（孔子哥哥早死，他有給侄女定親的義務），說明他對南容的這個表現完全抱肯定的態度：既表現了正直的道德品質，又保全了自己。推而廣之，這說明孔子主張人既要堅持正義，又要講究鬥爭策略。下一章則是一般地陳述這個觀點，“危”在這裏是“正襟危坐”這類說法中的“危”，含莊重、正直、嚴肅等義，故前句是說國家有道即政治清明時，說話行事都正直、合禮就行了。“孫”在這裏是與“危”對言的，自然帶有“不那麼危”的意味，所以後句是說，國家無道、政治昏暗時，雖然還是要行得正，但說話就該收斂一點鋒芒，不可那麼“危”了。這自然是暗示：否則，受了刑戮，不值得。孔子的這種教誨，從不好的方麵說，確可評為“城府太深”，以至“狡猾”、“滑頭”，但也可從好的方麵去理解，究竟怎樣才符合他的實際，則取決於你給他的整個人格形象作怎樣的定位。關於邦有道或無道時個人該如何表現，孔子講過多次，幾乎都是在品評人物時談及，以5-21章講得最令人深思：“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末句是說：一般人還學不到他這種“愚”呢！夠你深思的吧？
3.修己的智慧
我們記得，孔子答“子路問君子”時，連說了三個“修己”，第一個是“修己以敬”，我說那是孔子給君子下的第一個定義：能夠嚴肅認真地努力於修養自己的品德，就堪稱君子了。修己即修身，按後來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論，修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按“內聖外王”的說法，“修己”就是做“內聖”的功夫，足見孔子開創的儒家何等重視修己。修己，在很大意義上就是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中國人是把道德看作人的本質的，所以修己也就是提高自己作為人的層次、境界，讓自己不斷地逼近於真正的人、理想的人。大略地說，整部《論語》，孔子的全部言論，都是教人修己，因此，我隻能把《論語》中較具體地談論修己又涉及到了“智慧”的語錄，放到這標題下來講一下，並稍作分析。
◎如何處理德才關係◎
修己是理應包括修養道德和培養才能兩個方麵的，一般地說，孔子也十分重視人的才能（如他對管仲的評價），但如果把這兩方麵分開來論說（在當時，人們還不習慣於作這個區分，才也屬於德），孔子是偏向於德的，下麵這一章是他有這偏向的證明。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就是千裏馬，良馬。這個“稱”可以理解為“稱讚”，也可理解為“稱號”，按前解，這是說：人稱讚驥，不在於它的力大，可以負重又跑得快，而在它的品質好；按後解，則是說：馬之所以得到驥的稱謂，不是因為它力大，而是由於它品質好。兩解明顯是相通的——這個“德”，楊伯峻先生特別說明不是指道德，而是指動物的品質，因為動物談不上有道德，我則以為，這裏既然是和“力”相對而言，這個“德”就也有“德性”的意味，故說是“借用”本隻適於人類的道德概念來講評動物，而且其實是講人評價動物的標準，也未嚐不可，甚或更好。
孔子說這話自然不是解釋“驥”這個詞，而是借此說明：對人也是或也應如此，評價人、稱頌人，著眼的不是也不應該是他的能力、才華，而是他的品質，即道德水平。這裏的智慧又在哪裏呢？那就是：“力”與“德”，也即人的才能與道德這二者，相對而言，前者主要決定於人的天賦，後天培養的作用不大，而後者正是由人自覺地“修”出來的；因此，對於前者的個體差異，人隻能“認命”，不可因得天獨厚而自傲，也不必因為不如人而自卑，換言之，人隻應該努力於修養自己的德性，隻在這方麵同人比，以這方麵的進步和“不在人後”而自慰、自豪、自足。人能做到這樣，對於個人幸福和社會安定，不是都很有利嗎？這就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