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謙虛和有恒◎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論語》中出現兩次，一次在7-2章：“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另一次在7-34章，不過“學而”二字換成了“為之”：“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雲爾已矣？’”——這“為之”相當於“學習聖與仁”，故“為之不厭”等於“學而不厭”。後一章明顯是表白“我不過做到了這兩點而已”，所以前一章末句“何有於我哉”，雖是用來肯定“我確實做到了這三句話”，但不會含有“做到了這幾點對我來說有何難”的自滿意味。據此要說，李零將這一句解說為“這對我算得了什麼”，是錯誤的，抹殺了或者說掩蓋了在這裏也表現了的孔子的謙虛精神；李澤厚譯為“我還有什麼呢”，則不但準確，而且傳神，把孔子的自信與虛心“和盤托出”了。試想，容易自滿以至驕傲的人，哪個能做到這兩點？他們是必然淺嚐輒止，別人多問幾句就心煩的。
對7-2章，李零還解釋說：“‘不厭’、‘不倦’就是‘有恒’。”這說得很好，人們援引孔子這兩句名言時，正是常常忽略了其中蘊涵的對於“有恒”的評價和要求。作為對他人、學生的教誨，7-2章其實就是說：要持之以恒地博聞強記，努力學習，耐心地對人施教。孔子把“有恒”作為一個重要品性，甚至以為，在學問和道德修養上，隻要真正做到了有恒，也就夠了。這裏自然包含一個意思：隻要持之以恒地努力，結果必能達到相當水平，而且人能夠如此，也就可以問心無愧，因為成就的高低還取決於其他非主觀的因素。看這一章：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孔子說“吾不得而見之矣”，實是指出所說的人、事極難出現，所以這一章是強調對聖人、善人的要求很高，難以達到，人能夠爭取成為君子，甚至隻要鍥而不舍地努力下去，也就不錯了。聯係到14-42章，孔子實際上是把君子定義為“修己以敬”的人，可知這理解不會有誤，足見孔子對“有恒”這個品質的重視程度。末四句是說，要想做到有恒，非戒除不懂裝懂（“亡而為有”）、弄虛作假（“虛而為盈”）、浮誇不實（“約而為泰”）這類壞習性不可。這講得非常實在，因為這正是急功近利、不願堅持地努力做艱苦細致的修養功夫的人的毛病，反過來，也正是這種毛病使得他們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不斷提高自己，以致終於德才都達不到希求的水平——這章是講人應該怎樣進業修德，李澤厚將末四句譯作“把無當有，以空虛作實在，以貧窮充豪華，這是很難堅持下去的”，似乎未顧及上文，而且，“難乎有恒矣”應是說有以上三缺點的人“難乎有恒”地堅持爭取成為善人、聖人，李先生竟訓釋為“這些缺點”很難有恒地保持下去，是不該有的誤解。對這三缺點，李零調侃地說：“這三句話，一般解釋是，人有虛榮之心，兜裏明明沒有錢，還跟人裝闊，所以挺不住。但我的理解不太一樣，我認為，人不能堅持做好事，更大難題是，人沒見過錢，打死了也要奔錢……”這像是在“有意地”誤讀原文。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犧牲精神◎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意味著，或者說要求有犧牲精神，這是很明顯的，因為學而不厭並非人的天性，為了教學的需要而去學，就是出於責任心，就必須克服人的某些自然欲求，這就是犧牲；誨人不倦更不用說了，隻有責任心極強，幾乎已經“內化”為一種“後天性需求”，才會真地“不倦”，這對一般人來說，隻能用極大的犧牲換來，即是經過“磨煉”才能達到的。對此，孔子有明確的論述。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這一章字麵意思太明白了，但不知孔子究竟針對什麼而發。最大的可能是講學習，從而在孔子那裏，又主要是講學做人，學“道”。從這方麵看，這話真是講得深刻極了。一個人，認可某個做人的好道理，對按那道理行事的人懷著敬意，心存羨慕，但未必就能自己也身體力行。這時他就僅僅是個“知之者”。“知之者”有了正確的是非觀念和評價標準，也不錯的了，但當然不如身體力行者。能夠身體力行了，但若隻是因為覺得“應該”如此行事，生怕不這樣做會受到指責，以致這樣做了就自覺地或不很自覺地期望得到某種回報或表彰，那麼盡管行為上可能無懈可擊，也還隻是“好之者”。“好”在這裏含有“因為知其好，故主動趨向之”的意思。比之於“知之者”，這當然是更高的境界。再進一步，當隻有這樣做了才感到安心、快樂，不這樣就心不安，以至於痛苦，而且根本不存在得表揚、有回報的念頭，也無受批評的擔心，行為在他人看來無懈可擊，他自己卻隻是在“隨心所欲”、“我行我素”，不過是在求樂過日子，那就是“樂之者”了。這才是“執德”和“信道”的最高境界。把這一章如此理解為講道德修養也即人生的境界，我以為至少離孔子的意思不遠。但這理解無疑含有這種暗示：應該向第三境界努力，而要達到則是很不容易的，非經過艱苦的努力不可。這才是本章的落腳點。可李零解釋此章時說：“這兩句，我喜歡。學習，是為了求知，還是為了興趣和快樂？我是為了興趣和快樂。……”似乎孔子是要告訴人們：你學那樣東西覺得沒興趣、不快樂，就趁早不去學。李先生未必如此理解，但他的解說卻正是引導人們如此去理解。
我在這裏征引這一章，是為了同孔子的師德聯係起來，說明：很可能，孔子本來隻是在追求這章講到的第三種境界，而結果則達到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孔子作這一章的教誨，不僅是向人揭示個人發展中的一條規律：“天性”和後天“習性”，經過艱苦的“磨煉”後可能達到高度一致，以至“習性”成了第二“天性”，責任意識和求樂本能合而為一；同時也是對他自己的教學生涯的一種總結。他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不正是“樂之者”的境界嗎？“七十”乃是指明，這是經過長年的努力才能達到的。“樂之者”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強烈的責任意識和艱苦的努力，則是造成人由“純知求樂的生物人”向“責任與求樂統一的真正的人”轉化的中介。人們往往隻看到和讚歎事情的結果，而不知也不去追問那結果的原因。因此，我們今天來講孔子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與其把它作為對於孔子師德的評價性陳述，還不如切實地體會一下，孔子是如何嚴格要求自己而終於達到這境界的。聯係到他還說過“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7-3），體會就將更加深刻些。這樣我們還會感到，強烈的責任心是和忍受犧牲聯係在一起的，從接受孔子的這份寶貴遺產來看，就要說：你想獲得這份遺產，那就要不怕犧牲。
我要強調地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要求的犧牲精神，首先在於要求你“忍耐”諸多你本來不喜歡的東西，這是“厭”和“倦”這兩個字直接提醒了的。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這兩章該如何解釋？7-25章的“四教”，應是說教四個方麵的東西，或按四個步驟教。按前解，“忠”、“信”與“文”、“行”並列就不恰當了，所以有人取後解，說是“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李澤厚在注中引了這個說法，又在“記”中說：“上引注以為學次第解之，由外及內，由認知到情感，頗費心而貼切。”隻可惜這個解法本身卻不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也未必真地“貼切”。李零對此章隻說了八個字：“‘文’指學問，‘行’指德行。”我講老實話：我未讀懂這一章，但認為從這是學生們對孔子“教”的情況的陳述或評論看，可知孔子為了教好學生，亦即為了“誨人不倦”，是先對自己下了工夫的：要去努力掌握文、行、忠、信四個方麵的知識，或要鑽研這四個環節的關係。這既說明他深知“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道理，也說明他為了教好學生，願意忍受這種“自我提高”中的煩惱、焦慮和痛苦，因為我們不能設想，他是天生具有這些知識的，或者天生是個學什麼、做什麼都很快樂的人。何況他自己說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注意：這個“敏”不是聰明義，而是努力、奮勉的意思。）
下一章，李澤厚譯為：“孔子常講的是：《詩經》、《書經》和如何執行禮製。這些都是‘文言’。”他從朱熹說：“雅，常也。”又於“記”中承認：“何謂‘雅言’，說解雖多，仍不清楚。”對這“雅言”，我認定李零搞清楚了，他說：“‘雅言’就是‘夏言’，‘夏言’就是古代的普通話。”這與楊伯峻的訓釋相一致。對“雅言”前的“所”字，我未見有人作過注釋，我來冒險注一下：相當於“能”，或者“時”。所以這一章是說：孔子會說普通話，他誦讀《詩經》、《書經》和參加禮儀活動時，就用普通話。想到孔子是魯國人，快50歲了才出過一次國，“母語”當然是地道的山東話，怎能不讓人作想：孔子的普通話必是特意學來的，而這不會是參政的需要，必是為了教好學生，因為他的學生不都是魯國人，學生們將來去教別人，可能也需要使用普通話。這就是孔子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中包含的“細節”——真正感人、動人之處。寫到此處我不禁心生愧意：我也是教師，教了三十多年書，可我不會說普通話！
講到孔子的師德，自然讓我們想起孔子與他的學生們的親密而又十分正派的關係，想起他教學生的毫無保留的態度，想起學生對他的崇敬，但所有這些，或者已經提到過，或者我想留到講別的問題時作專門分析，為免重複，就不一一列舉了，這裏我隻還征引一章。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論語》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孔子與顏回的關係太親密了，簡直不像師生——孔子自己就說：“回也視予猶父也。”孔子對顏回的誇獎，有時難免給人“過分”的感覺，特別是當別人問及“弟子孰為好學”時，他竟兩次回答“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後，都要補充說“今也則亡”，似乎還有意要貶低一下別的學生。但這一章卻似乎是對顏回的批評：“非助我者也”顯含失望和埋怨的情感。可李零說：“這是明貶暗褒。”我以為，李先生領會得很對。原來，孔子的意思是：一個人要是對我之所言無所不悅，也就一定會“一無所駁”，甚至“一無所問”，這就不能促使我進一步思考、探討問題了，這豈不是“非助我者也”？但這裏明顯有句“潛台詞”：有所不明才會問，顏回一無所問，自然說明他無所不明。這不是更大的表揚嗎？所以這一章仍然隻能用來說明孔子對顏回的欣賞和感情非同一般。但我在這裏舉出這一章來，卻是要點明，這裏還蘊涵、反映了孔子的一個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正確的思想，用我們今天習慣了的話說，那就是他懂得並且堅信“教學相長”。上麵解說這章直接表達的意思時，實是揭示這一點。同時我還認為，孔子能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與他的這個“教學相長”觀念密切相關：他同時把學生也看作自己學習的對象，並且很希望在教學（“誨人”）中因學生（“誨”的對象）的提問、反詰而得到啟發，促使自己進一步思考自以為已經明白了的問題，從而得到提高。這自然更使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了。
一個教師真懷有教學相長的思想與信念，那一定會發揚“教學民主”的精神，反過來，在教學中表現“民主作風”的情況，是檢驗教師堅信教學相長程度的有效方式。從這個方麵去看孔子的“教學民主”，則要說，孔子真正做到了“教學民主”，這既是他教學相長思想造成的結果，也是他真正相信教學相長的證明。隻有從這些觀點出發，才能解釋《論語》中的諸多記載：子路多次反駁、質問以至“慍見”孔子，孔子也經常指責以至痛罵子路，但兩人的師生關係卻始終好得令人感動；孔子幾度表示他從學生那裏得到了啟發，如“起予者商也”；作為學生的宰我敢於向孔子明白地表示他反對孔子堅持的“三年之喪”，還有意設計一個情況來為難孔子，以求辨明“仁”的本質規定；特別是遭到學生誤解，孔子感到有口難辯時，竟隻好用“發誓”和以人格作“保證”的方式，來表白自己的清白，而不是拿出師長的身份來以罵代駁，一罵了之。所有這些，我們或已提及，或者將在後麵看到。據此，我更加堅信：孔子是真正做到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而這裏的重要原因，是他認識到了並且切切實實地實踐了“教學相長”這條教與學的規律，從“不厭之學”到“不倦之誨”中“嚐到了甜頭”。從事理上說，隻有當“艱難”與“甜蜜”的矛盾進到相反相成的良性循環時，人才會真把一般人視為“畏途”的工作長時間地進行下去，專靠責任心和毅力，是難以持久的，僅從責任感和弘揚意誌力方麵去要求人堅持下去，在一定的意義上說，確實“不夠人道”。這觀點用到孔子這裏，就是不能用“聖人”來解釋他的那一切我們其實並不理解的表現，那將不是拔高了孔子，簡直是在向有思想的人們暗示：我這是“宣傳”，真實的孔子，我也不相信會是如此！
寫到這裏，我不禁又想到前麵征引過的6-20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個表述中的“不如”一定包含有“在實踐上不能堅持得那樣長久”的意思，用到孔子自己身上，則暗示了，他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量上”也是有個發展過程的，不是一開始就“百分之百”地做到了。我以為，這就是本真本然的孔子。我這不是“侮聖”，而是將聖人恢複為現實的、真實的讓人可信的偉人。偉人都是普通個人中的一員，他的傑出、偉大之處，僅在於他少有一些人類本可以去除的，也即原本可能不產生但實際上在大多數人身上產生了的東西，因此就讓人類必有、應有的那些品性在他身上突顯了出來，這些品性其實是一般人也都有的，隻是被“可以沒有的”的那些東西給或多或少地掩蓋了，或者說壓抑了。就因為如此，他們隻要將心比心地去推測別人，換言之，隻要把他們對自己的觀察應用到別人身上，就能得到關於人類行為一般規律的認識。這是他們比作為“一般人”的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更加深刻正確的真正秘密所在。這樣，我們從他們比我們少有一些什麼這個觀點去看他們，他們就也是平常人、和我們一樣的人了，就會縮短同我們的距離，我們看他們就會看得更切近、更準確了。
3.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不僅是教師，是一生從事教學實踐的人，同時還提出了有關教育和教學的不少理論主張，通常概括為“孔子的教育思想”。我分兩方麵來介紹。
◎一般教育思想◎
我這裏講的一般教育思想，是指關於教育的最一般的觀點、主張。《論語》中表達或蘊涵這種思想的章句不少，但內容太一般了，我無法再作分類，所以這一部分我采取“散論”的形式講述。
表達了孔子“一般教育思想”的，自然首先是這有名的一章：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子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至今是個問題。
首先是“性”和“習”的含義不好確定。《論語》中講到“性”的共有兩處，除這一章外，就是子貢說過一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習”字也共出現三次，另兩個在“學而時習之”和“吾日三省吾身……傳不習乎”中。因此，不可能通過分析比較來探討。
其次是憑這一章的句式，不能確定它究竟是分別講“性”和“習”各自的特性，還是講二者之間的關係。注家們似乎都忽略了這二者的區別，改寫一下就明顯了，按前解，是這樣：人，性的差別不大，習的差別可就大了；按後解，則是：人，性的差別本來不大，是習使得性的差別大了起來。後一理解顯然設定了“人性可變”，如果習是後天的，就等於說人的實際表現出來的人性是後天形成的，於是可以追問：人本來有的“性”，即尚未受習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時的人性，究竟是什麼樣的？我所見到的這一章的翻譯，都是按後一理解作出的，不知譯者對這問題是怎樣回答的——他們該不會沒想過這問題吧？
康有為解此章說，“性”是“生之質”，即人的天然秉性，包括心理和生理兩方麵，這是人人相通的，與後天所受教化無關，因而是穩定的、不變的，人能夠根據自己的“性”推知他人也有這“性”。這大概符合孔子的意思，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就需要以這種人性觀念作基礎。康還說，“習”是後天的，即習得的，因而是可變的，每個人不能根據自己的習推知別人有無此習，正是在這個方麵，“習”與“性”恰成對照。這大概也是孔子的意思，因為孔子需要這樣一個概念作為他從事教育事業的根據。人性相近，不可變，教育就不必也不能以改變人的性為目的；教育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乃在於人的習的可變性與巨大差異性，所以教育的目的隻能是也必須是改變人的習，將它“善化”。我取康有為說。（康說詳見他的《論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