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雖不求構成一個完整的可以稱為“學說”的“孔子思想體係”，但認定《論語》中的概念、命題還是有內在的邏輯聯係的，不至於彼此矛盾；對這個“實有的內在聯係”，孔子本人達到了何種程度的自覺，則不作明確的表態，讓讀者自己判斷。一般說，承認孔子為“思想家”，就理應肯定這一點，否則，哪談得上認識他？又何談用《論語》解釋《論語》？因此，其實隻是對於孔子達到這裏所說的“自覺性”的程度，人們的想法和把握一定是很不一致的。基於這種考慮，本書不但在征引《論語》章句時要對其原意進行辨析，還常同時討論一下孔子思想的傾向性之類的問題，在講述的順序上，也力求體現出某種“前後關聯性”，並於最後對孔子之道作出了幾點“歸結”，給出一個“完整的孔子”，也即他的思想的全貌。那自然隻是我個人的觀點，不是作“介紹”了。
二、《論語》重要章句誤解辯正
下麵我將對《論語》中22章的詮釋進行辨析，這些詮釋已廣為流傳，但我認為屬於誤解。我相信，這些章句原本是比較容易理解的，或經過眾多學人的研究，現在已經可能得到準確的理解了。
對《論語》章句做到“達詁”的條件或者說標準是什麼？這問題明確了，也就指出了尋找“達詁”的途徑。我在拙著《我讀〈論語〉》一書中曾經提出，應是這樣三點：①對原文字句和語法的訓釋說得過去，就是說，在訓詁上通得過；②能使全章意思具有邏輯性；③不和《論語》其他章句的說法相抵觸，即能讓孔子和《論語》的思想在總體上達到自洽。在這裏，我仍然堅持這三條標準，隻是對第一條要作點補充和說明：《論語》是“古書”，對它的文字的訓釋常常涉及所謂語源問題，因此，對某個詞語的某種訓釋是否“說得過去”，有時是很難裁定的，就是說，這“說得過去”也有個標準問題。對此，我認同徐複觀先生的意見：“我認為追求一個名詞的語源，可以發現文化概念的語源演變之跡，但決不可以語源意義，作為衡斷文化中某一概念的是非得失的標準。因為語言所代表的概念，是不斷地在演變，而且是由人不斷地作意識的創造和增加的。假定硬說千年以後的某一概念，即同於千年以前的某一概念，這固然是危險，但硬拿千年以前的某一概念，以限定或否定千年以後的某一概念，同樣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徐複觀：《中國學術史》，第7頁）文化修養很高的學者，大多很重視、講究詞語的運用，很可能對於自己使用的詞語的“來龍去脈”爛熟於心，甚或有時要去查個“水落石出”，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一定是按照自己時代通行的意義和用法去使用他筆下的文詞，而不會食古不化，非要用它們的古音古義進行寫作和談說，好讓他的言論為人讀不懂、聽不明，或引來眾多誤會。對於以教書育人、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的孔子，就更必須這樣看，何況他還說過“辭達而已矣”。因此，辯正中涉及文字訓詁問題時，我將以“孔子時代”的用法為據，不多做繁瑣的語源考證。
還有一點補充：對《論語》章句作詮釋時，有時要把它的“體例”考慮進來。例如有名的17-25章：“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曆來雖有歧解，但都如此句讀，近見沈善增先生提出新解：將前六字斷為“唯女、子與小人”，認為女、子、小人乃分別指君主的妻妾、君主的兒子和君主周圍的寵臣、佞臣、優伶、宦官之類，三者常勾結在一起為某個兒子爭奪君位，以致君主感到很難教養他們，此章就是講這個情況。很明顯，這個理解完全符合我上麵講的三條標準，還很切合當時的實際。但我認為還是不能采用，理由是：①即使這說法可以成立，也不能宣布別的理解不能作為“一說”，要做這種“宣布”，更須指出其他說法“有不通處”；②這說法本身有個大缺點：此章開頭沒有“某公問某事”的話，故而很難說是孔子針對君主後宮的事而發，而按《論語》的體例，如果真是沈先生理解的意思，是理當做出這種交代的；既然沒有，就隻好認定此章不是答君主問，而是作一般的議論，因而也就不能用那樣一個特定的背景來解釋。
我隻選擇了22章專門進行辯正，並以它們在《論語》中出現的先後為序。《論語》被誤解了的章句遠不止這一些，拎出這22章來，雖然是因為它們本身的內容頗關重要，對它們的誤解又比較嚴重並且具有某種典型性，但也仍然帶有舉例的性質。其他存在誤解的章句，數量不少，有些在內容的重要性和誤解的嚴重性方麵，也是很“了不得”的，但隻好在征引時作必要的指點或說明了。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前已提及，由於沒有把握到“學”在這裏的特定涵義，所以曆來對這《論語》開篇第一章的理解就很不準確。
這一章，楊伯峻先生的譯文是：“孔子說：‘學了，然後按一定時間去實習它，不也高興嗎？有誌同道合的人從遠處來，不也快樂嗎？人家不了解我，我卻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嗎？’”這代表了對於這一章的最流行的理解。按這個翻譯，除了對頭一句的理解存在問題外，還有兩點令人不解：①孔子為什麼要說“自遠方來”？按說，近處的朋友來也該“樂”的，這裏有必要特別交代、突出遠近朋友的區別嗎？②依這理解，這一章明顯是把並無關聯的三件事放到一起講了，孔子會這樣“語無倫次”嗎？
這裏的關鍵是了解在《論語》中，“學”不帶賓語，即一般地講學時，乃特指學習做人，或者說學習做人的道理，隻是在“學做人”這個“大視野”中，才也包括了學習知識、技能之類。這，下麵這章可說是極最好的證明：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學之矣。”
頭句不好懂，但對於正確理解全章沒有影響，子夏是說，誰能夠做到“賢賢易色”，盡力侍候父母，豁出命來侍奉國君（“致”在這裏是“獻出”義），恪守信用地對待朋友，那麼他即使沒有“學”，也可以說是學了。為什麼？當然是因為這四者是隻有學了的人才能夠做到的，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到這四點，他既然已經做到了，怎麼還可以說他沒有學呢？這就足以說明，孔門所謂的“學”，隻要未作特別的交代，就是指學習做人的道理，以求獲得和保持各種美德。
知道“學”字是這個意思，就知後麵的“時”乃是“時機”的“時”，故而這章頭一句是說：學習了做人的道理，又一有機會就按這道理去做——“習”通“襲”，相因義，李澤厚譯此“習”為“實踐”，是很正確的。
由此可知，上麵提到的兩個疑問在原文中其實是不存在的。學了做人的道理，又一有機會就付諸實踐，學者的德才自然不斷進步，於是不僅自己感到欣慰、高興（“不亦說乎”），別人也會稱讚、誇獎，從而人際關係越來越好，人望越來越高，以至盛名遠揚，遠方的人都慕名前來求教、結交了。這當然更使“學者”快樂。接下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就是針對這個可能的結果而言。這不就同上文聯係得很緊密了？但這種結果並非必然，更不可以當作“學”的直接目的去追求，所以接下做個交代：即使沒有人前來結交、求教，亦即自己的德才尚未得到眾多人的承認，名氣還不夠大，也不必懊惱生氣，這是“君子”應有的修養、表現。“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應是這個意思。所以這個“人不知”決不是說“別人不了解我”，而是著眼於自己的進步還不夠大，德才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認；“不慍”更不是指生別人的氣，而是教誨對於學也不可太性急，成名之心不能太切。這樣解讀這一章，還可以領悟到孔子對於“成名”的態度——此章中的三個“不亦”，是用來加強肯定的語氣，一般都譯作“不也是”，亦屬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