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這一章的“道”字，曆來雖有異解，但一般都認為相當於今人所謂的“人生真諦”，隻是不僅指抽象的道理，還兼帶“人生體驗”的意味，故而“聞道”意味著領悟並且踐行了人之為人的那個根本道理，足以表明“聞者”從此時起堪稱一個真正的人了。因此，《論語》的這一章，孔夫子的這句話，曾經起過激勵仁人誌士慷慨赴義、視死如歸，和促使惡人壞蛋勵誌自新、改惡從善的積極作用。這自然反過來又強化了對於此章此句的這種理解，使得我們簡直不敢否認這是孔子的原意了，因為對這話作這種詮釋，特別是它能起和起過的實際作用，都有利於塑造孔子的聖人形象，如果說這理解不是孔子原意，難免有對聖人不恭之嫌。就這樣，直到今天，注家們基本上還是因襲這種理解，隻是作翻譯時用詞可能不同。例如錢穆就認此“道”乃指“為人之道”，說：“生而為人，不知為人之道，豈不枉了此生？若使朝聞道，夕死即不為枉活。”楊伯峻、李澤厚和李零三位先生則都譯作“真理”，李澤厚解釋說：“用‘真理’譯‘道’，隻因‘真理’已是今日常用語，並非必指西方哲學的truth。中國恐亦無西方那種純客觀的truth。從而真理在此主要不作知曉解而作體驗人生意義、宇宙價值解。”我認為，如果確認對此章的上述理解，則翻譯時根本不必換用別的詞語，徑直把“道”字搬到譯文中還好得多，因為“道”字在今天的中國人心中，並非不能喚起譯者所希求引發的那種體認和領悟。
但問題當然更在於上述傳統理解是否真合孔子原意。我認為是並不符合的，因為按上述理解，不管怎樣，這章所謂的道都隻是個人認知和體驗的對象，並且全章的意思、主旨僅是教人務必獲得這種認識和體驗，以免虛度此生，枉為人一世，從而也就預設了教誨的對象是尚未達到這個認識、從未有過這種體驗的人，但這一定是不符合實際的。按說，對於這個“道”，“君子”們死前理應早就基本明確了的，要是他們直到死前才體認到，那就說不清這之前他們是拿什麼做人生指導而使自己成為君子的了，而且，當然不能把君子排除在這一章的教誨對象之外，相反，它理應主要是對於君子的教誨，對於其他人，該首先教他們成為君子，不能一開頭就提出這樣高的要求。又，按這個理解，人生的目的被限定為去認識和體驗人生意義、宇宙價值，有了這個認識和體驗就不枉為人了，就死也“可矣”了，這似乎有把個人從群體、社會、人類中孤立出來之嫌，盡管可以通過對所謂“人生意義”、“宇宙價值”的闡釋來建立起其間的聯係，以免遭到“太自私了”的批評，但既然“聞”的主體是個人，“聞”到的內容也是純屬個人的東西，就可以說也必須說，這種人生目的所體現的是一種“個人主義”精神。這是有違曆史實際的。中國古代不乏殉道者，但孔子心中的殉道者（例如比幹、箕子）乃是“仁人”，他們殉道雖然表現了偉大的人格，他們也確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人格理想而不惜自我犧牲的，但他們的著眼點，也即其理想人格之根本的直接的內容，是他們的自我犧牲將給他人、國家、社稷帶來利益，而不是“我實現了我的價值”，換言之，他們是用“我對他人、國家、社稷做了什麼”來規定“我”的人格形象和價值的，因而他們的自覺殉道，體現的不是個人主義，而是一種“集體主義”（當然不是我國上世紀大事宣揚的“集體主義”），如果說對本章的上述理解，在古人那裏並非不可以甚或隻能作這種“集體主義精神”的解讀的話，在今天，則是掩蓋了這種“集體主義”，將孔子心中的也即此章所要教誨的“殉道精神”曲解為個人主義性質的了。
以上討論說明，其實隻要想一下這一章的“子曰”究竟是孔子在向誰“曰”，就可以達到對它的確解。十分明顯，這話或是孔子的自白，即“聞”的主語是“我”、“吾”、“予”，省略了；或是他對別人的教誨（或讚歎），即這是個祈使句，等於說“要有……的精神”（或“要抱……的態度”）。無論哪種情況，都預定了“聞者”已經確認了“道”對他自己的價值，即他對“道”已經有所認識，現在聲明或要求的，是自覺把“聞”到它作為追求的終極目的。既然如此，這所謂的“聞”就不會還是“認知”義（李澤厚不對“真理〈道〉”作知曉解是很正確的），也不會是特指一種“體驗”，而必須是、一定是“終於使之在客觀上實現出來了”的意思。因為人的目的，從產生看，是客觀事物的主觀化（經過主觀改造進到人的意識中），從實現看，則是人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將它這主觀的東西“外化”為客觀的存在。說白了，這個“聞”字中蘊涵著“實現”，“聞道”該直譯為“聽說（看到）道實現了”。由此可知，此章所說的“道”正是孔子多次講到的“天下有道”，這一章最恰當的翻譯應是：隻要實現了天下有道，哪怕立刻死去也心甘情願。
按我對這一章的上述解讀，再聯係到孔子的其他言論，如“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等等，就更可以知道，這一章的主旨是強調“君子謀道不謀食”，即有道德的人完全是為社會正義、偉大理想而奮鬥，一點沒有私心。“夕可死矣”的實際含義是：“哪怕我個人一天也沒有享受到新社會帶來的福利，我也在所不惜，也無怨無悔。”但是，如果從孔子一生奔波並無政治上的成就，他感到的不是離自己的理想越來越近，而是實現理想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因而他常有“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之歎，甚至產生“居九夷”的想法，就可以說，這一章乃是孔子又一次地感歎自己的理想難以實現，天下有道的社會局麵實難達到，換言之，他是在聲明自己準備做一個殉道者，即此章乃是殉道者在殉道前的呼喊！這兩種解釋顯然是一致的、相通的，實際上是何情況，則是個事實問題，隻能是以史料為據作判斷，讀者采用哪一個，就請“自便”了。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本章中的“德”字有兩解。一、指修德，全章是說人不能獨自修養德性，一定要和他人一起互相學習、幫助，才能得到提高。這一說並非不能成立。二、指“有德之人”，例如楊伯峻說：“易係辭上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又乾文言說：‘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都可以作為‘德不孤’的解釋。”李澤厚也持後一說，他這一章的譯文就是：“有德的人不會孤單，定會有人來親近。”還在後麵解釋說：“不必有朋自遠方來，緊鄰即有真理同伴。這是情感的信念，也是現實的經驗。”李零則說：“此章是說，有德者並不孤立，總有想法一樣的人，站在你一邊。不一定吧？”我認為，李零懷疑得有理，可惜他卻不據此懷疑自己對原文的解讀。生活中，有道德的人反而孤立無援，倒是缺德者狐朋狗黨甚多，恐怕是更常見的情況，越是“天下無道”時期，越是如此。孔子時代恐怕就是這樣，他自己切身的體會更一定主要是這一點，否則，他哪會感慨於同道者太少，對實現自己的道越來越缺乏信心，以至設想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來了呢？從理論上說，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是孤獨，這應是一條規律。因為道德高尚意味著某種程度的“超凡脫俗”，有崇高道德的人必不易為同代普通人所了解，“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是很適合於用來比喻道德高尚者和一般人之間在“鄰人”多寡方麵的區別的。這當然不是說前者必自命清高，恥於與普通人為伍；相反，他們在信念上必然認為支持他的人最多，在行為上也總能“和群眾打成一片”。但是，他們在道德上高出同時代人、周圍人多高，就一定會在“相互了解”、“求得知音”方麵離同代人、周圍的人多遠。這是道德的本質決定的，不是道德修養到不到家的問題。這才是生活的真實，孔子不會看不到、想不到的。
因此，我認為，這一章的“德”應該就是指道德，全章的意思是：人的任何一個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其產生乃是先前積累的許多其他有關的想法和表現的結果。所以孔子這是在教誨說：你要想具有某種美德，就還得培養起另一些相應的德性，否則，你按那美德的要求行事時，會因缺少相應德性的支持而在實際上體現不出那種美德來，甚至會拒絕按那美德的指示行動。這完全是生活經驗的啟示。例如，“知恩圖報”是個好品質，這誰都知道，誰都希望自己被評價為具有這個好品質的“君子人物”，但完全地踐履了這個道德的人卻並不多見，忘恩負義的人比比皆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大多數人還並沒有培養出甚至沒想到要去培養與之“配套的”品德。聯係到講“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的17-8章，以及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的8-2章，對這一章應作我上麵說的理解，就可以肯定了吧？
如果確認我對這一章的上述理解，那就必須說，其中還蘊含著人的道德修養、道德品質的提高是一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不能期望一個道德修養還不高的人突然做出驚人的道德行為這樣一個重要思想。這個思想頗關重要，對於道德建設和進行道德教化的人，更具有指導意義，但在《論語》中，卻幾乎完全沒有涉及這個意思的語錄。因此是否可以說，孔子就是用這一章的語言來表達這個思想的？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這一章，楊伯峻的譯文是：“人的生存由於正直，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那是他僥幸地免於禍害。”他這是把原文中的兩個“生”字理解為“生存”、“生活”。這明顯有兩點說不過去。①後句的“罔”字可以譯為“不正直的人”，顯然是因為它是同前句的“人”相對而言，並且這個“人”是特指正直的人。因此，又把兩個“生”字理解為“生存”，就該認為前句本是說“正直的人的生存是由於正直”，可這就似乎把“正直”這一美德僅視為一種保障人的生存的品性了，不但貶低了直的價值，更不像是孔子的思想。②說不正直的人可以生存是由於僥幸地免於禍害，這不合事實。在孔子時代，不正直的人也一定多得很，他們中的不少人還必然地比正直的人生活得好一些，這，孔子該是看到並且承認的，他決不會如此“睜眼說瞎話”。
不知是否因為考慮到了上述兩點，李澤厚雖然對原文中“生”字的理解和楊先生一樣，譯文則改成了這樣：“人應該生活得正直，那些彎曲生活下來的人不過是僥幸地免於災禍罷了。”但這譯文所體現的理解並未避免上述第二個“說不過去”，在前句中添上“應該”的意思，第一個“說不過去”似乎不存在了，但這樣一來，前句的“人”字就不能是特指“正直的人”，從而認為後句的“罔”是指謂“彎曲生活下來的人”，也就失去了“語境根據”。所以李先生對這一章的解讀也是不能成立的。
李零解此章的頭一句話是：“此章和人性的探討有關。”僅這一點是他本人的意見，餘下全是介紹別人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