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一章的看法是：後句的“罔”和前句的“人”相對而言，從後文看又明顯也是指一類人，於是從“罔”有“欺騙”的義項，和與“枉”字同音故而可能通假看，認定是指謂不正直的人，明顯很有道理，因為不但“枉”字本有“不正直、不正派”的意思，孔子自己還有過“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的說法，直接用“枉”字稱呼不正直的人。“免”字在先秦著作中不帶賓語時，是泛指“免禍”，再聯係到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中的“免”字是特指“免受刑罰”，就可以知道，“幸而免”乃是“因僥幸而得以免受刑罰”的意思。所以後句是說：“不正直的人，如果一生都未受到刑律的製裁，不過是僥幸罷了。”可見其中的“生”字不是“生存”、“生活”義，而是指人的“一生”、“終身”。再返回來看前句，就會知道“直”字後蒙後句省去了“而免”二字，是說：“正直的人因為正直，所以絕不會受到刑律的懲罰。”因為前後兩句是並列著和對應地說的，故後句可以承前句而使“罔”字有了確定的含義，前句可以蒙後句省去“對應詞語”而使文章更加精練。這在古文是常規、通例。隻有這樣訓釋，這一章才能顯得文從字順而又意思正確、邏輯嚴密。
按我如上的理解，這一章首先是講道德問題，即關於正直這個德目的問題，但把這章所意味的“直人”理解為有道德的人，把“罔人”看作是指謂一切不道德的人，似乎也可以，甚或這正是孔子的本意。但這一章同時也是講刑律的問題，它說明孔子對於當時的刑律不是抱批判的態度，而是認為它完全是保護正直的即有道德的人，懲治不正直的即沒有道德的人的。這可能是因為他把刑律看作“禮”的必要部分，而他對周禮是堅決維護的，因而把禮的一般功能也歸給刑律了。他說過，“不學禮，無以立”、“立於禮”，純從這方麵去講人的“立”和刑律的關係，是很容易達到本章所說的意思的。抽象地說，這意思很不錯，道出了人類道德和理想法律之間應有的關係，具體到當時的法律實際起的作用，則必須說孔子完全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說話，不僅在要求被統治者乖乖地服從統治者的法律，還從道德上給被迫違法者一律扣上“不正直”的帽子。因此，從這方麵說，孔子在這裏是並不公正、很不正直的，不過這是他的時代給他造成的局限性。但李澤厚在譯注完此章後發表感想說：“人生也短促，如何過此一生，值得思考。”感想是純私人的，談不上正確與否，更不能求統一，但李先生把他的這個感想說成是他讀《論語》這一章引起的，我則要說這是基於他對這一章的誤解，就是說，如果他解讀對了，生發的感想大概不會是這樣的——順便說一句：現在多有“論語心得”之類的書，無論那“心得”本身怎樣，他對讀者有怎樣的影響，即讀者讀了又會產生怎樣的心得，是一個問題，它是否確實由孔子的思想引發的，或者反過來說，能否讓人據以存想到孔子的原話原意，則是另一個問題，這後一個問題也不能、不必要求統一，社會可以並且應該不予幹預嗎？讀者對此主張抱何種態度？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這一章的前一部分，即“夫仁者”之前的話，意思明白，誤解在對於後一部分的領會。楊伯峻給出的末句的譯文是：“能夠就眼下的事實選擇例子一步步去做，可以說是實踐仁道的方法了。”李澤厚的差不多，隻是精練些：“從近處做起，可以說是實行仁的方法。”李零作的翻譯性解說是：“能拿身邊的事打比方，也就知道仁是怎麼一回事了。”我認為這通統都是誤解，原因是譯注者沒有把握到這全章的主旨。
我的思路是：孔子先直接針對子貢的問題，說“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人，不僅是仁者，簡直是聖人，即是比“仁者”還要高一級的君子（“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說：豈能僅用“仁”來稱呼，如果一定要給一個稱呼的話，就該稱他為“聖”）；一般仁者要高得多的君子，還用“堯舜都未必完全達到了”來強調這個差距，現他是要借答子貢此問的機會，說明“仁”的標準並不高。因此接下一句特意用“夫仁者”引出，並非要一般地說明仁是什麼，而是為了強調，對於仁的基本要求其實是很低的，不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已，並無事功方麵的內容，以此交代上一句說“聖”高於“仁”的原因；最後又承接這個意思，指出達到仁的基本要求並不難（暗示達到聖就難了），隻須做到“近取譬”就可以了。所以此章主旨乃是從聖與仁的區別講為仁之不難——“能近取譬”的“能”雖然是“能夠做到”義，但不著眼於能力，而是講的態度，故應翻譯為“隻要能夠”。
由此可知，這裏所謂的“仁之方”，就是指的達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要求”的方法、途徑，非指別的什麼方法。再想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言之就是“己之所欲，亦施於人”，這是完全“由己”的事，是隻要自己願意就可以辦到的，用不著再借助什麼方法來“達到”，就更可知這“仁之方”隻不過是主體自身中發生的一個促使他轉向這個“願意”的變化，於是可以肯定，“近取譬”也並非指示去做別的事情，這三個字前理應還有“如此”二字的，略去了。換言之，“近取譬”不過是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一個抽象、概括，即是這兩句話的一個複指詞語——將自己比之於他人，和將他人比之於自己，都是一種“譬”（譬，比也），自己是離自己“最近的”存在物，這不是“近取譬”嗎？因此，結尾句應翻譯為：隻要能夠這樣將心比心地對待他人，就可以說達到仁了——可以認為“仁之方”的“方”主要不是指方法，而是指品類、等級，故李零將末句解釋為“也就知道仁是怎麼回事了”，是不失準確性的，對“方”作這種理解，末句就該翻譯為：“這樣將心比心地待人就可以說是仁了。”
講到這一章，不能不聯係到下麵這一章：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在回答了恕是“可以終身行之者”之後，又立刻給恕下個定義，交代它究竟是什麼，而且也像是指明達到恕的方法、途徑。這和本章講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仁（或是仁的基本要求）之後，接著就指出這樣地“近取譬”就是“仁之方”，在思路上是完全相同的。這可說是我以上講解不誤的旁證。從這兩章看，恕和仁，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內容上是相通的，都是“將心比心”，不過前者是從反麵、消極的方麵說，要求作為道德主體的人對別人不做什麼，後者是從正麵、積極的方麵說，教誨對他人應做什麼。所以一般也把恕看作“仁之方”，是有道理的。既然如此，我對本章的上述理解就一定不違孔子原意，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樣是“近取譬”。
李澤厚譯注完這一章後，說：“《論語》此處提出比仁更大更高的聖的範疇，這恰好說明，‘仁’主要是一種心理情感和精神境界，‘聖’則因包括外在功業的整個客觀成就，所以‘大’於仁。由此亦可見孔子頗重‘博施於民’的功業成就，並非專講一己之成德，與受佛學影響的宋明理學不同。”除了頭一句不準確外（孔子的“仁”是多義的，隻有一個義項“是一種心理情感和精神境界”，隻不過這一章的“仁”恰是在這個義項上使用），是說得非常深刻的，說明他已把握到本章主旨是講聖與仁的區別，實是說明“為仁由己”，“為聖”則因還有功業成就的“指標”，是不可能全“由己”的。可惜他未能根據這個主旨去領會末一句，以致做出了“詞不達意”的翻譯。
再聯係到7-30章：“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知“我欲仁，斯仁至矣”（即“仁不遠人”）的原因，或者說孔子這樣肯定的理由，就在於“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這說明“能近取譬”的“譬”是“將心比心”，因而“近”非指“眼下的事實”，也不是指“近處”，而就是指“自己”。
原來，孔子的“仁之方”用三個字說就是“近取譬”，說白了，就是“將心比心”，說得“文”一點又清楚明白一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再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這一章無疑是講教學方法，表明孔子主張啟發式，反對隻要求學生死記硬背的“注入式”。但逐字逐句去領會的話，則會發現，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試看楊伯峻和李澤厚的譯文差別有多大：
教導學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他想說出來卻說不出來的時候，不去啟發他。教給他東方，他卻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方，便不再教他了。（楊伯峻譯文）
不刺激便不能啟發，不疑慮便不能發現。指出桌子一個角，不知道還有另外三個角，我也就不再說了。（李澤厚譯文）
對原文前兩句的內部結構，楊、李二先生都認為是因果關係，中間可插個“則”字，但領會的角度頗不一樣：楊先生看作是講“教學方法”：“不憤”、“不悱”是講學生所處的狀態，“不啟”、“不發”是講老師針對這狀態應取的“對待方式”；李先生以為是一般地陳述關於人的創造性思維活動的一個規律，憤、啟、悱、發四個動詞的主體是同一個人。如果原文到此為止，則兩種理解都可以成立，並且意思都很好。因此，究竟哪是孔子的原意，要聯係末一句才能判定。
兩位先生對末句的理解卻是一致的，都認為孔子是說：如果教育對象不能舉一反三，就不要再教了。我認為，這就都理解錯了。①這不符合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根本教育思想——按我的領會，“有教無類”實是說“人皆可教”。關於這一點，後文將作討論，這裏不詳論了。②舉一反三，這是很聰明的人才能達到的，至今還主要是用在誇獎、讚歎某人才智過人的場合，怎麼能要求每個學生都有這個水平呢？孔子決不會這樣不講理，要是這樣的話，他能招到幾個學生？又怎能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③這一章明顯不是講招收怎樣的學生，按楊先生對前兩句的翻譯和李先生在“記”中寫的意思，主旨乃在教誨為人師者應如何教育學生，既如此，這末一句也該是針對教育者提的要求，不會是講受教育者必須具備怎樣的條件，從而決不會是教誨說，遇到教育對象不能舉一反三的情況，教育者就可以或應該以“他的接受能力太差”為理由而拒絕繼續施教，正好相反，理應是指出：這時教育者就必須考慮、檢討自己的教育方法是否妥當，不可仍然照老樣子教下去。
基於以上思考，我認為：對此章前兩句，楊先生譯文體現的理解是正確的，李先生的翻譯不合此章的主旨；末一句“則不複也”，不是說“就不再教了”，而是說：“那就不要再用原來的教法了”，即必須改用新教法。所以，楊、李二先生對這一章末句的上述理解，是對孔子教育思想的一個嚴重歪曲，必須糾正過來——這個曲解可說由來已久，而且影響深遠，東漢人鄭玄就認為此章是孔子“與人言”的方式，說：“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而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複重教之。”（何昱《論語集解》引鄭玄注）今人李零則說：“‘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是形容死腦筋，不開竅，一張桌子四個角，看了一個角，不知其他三個角是什麼樣。”“‘則不複也’，是說既然如此，也就沒有必要再講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