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裏，讀者一定會問：難道你認為合民心和合曆史潮流不是一回事，二者可能不一致嗎？如果隻要求作簡單的回答，我將說：是的。但當然更需要分析。
這裏，我們用得上一位近代西方哲人關於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思想：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要理解和確認這個命題，隻要想一下這情況就能得到啟發：戰爭有時是推動曆史進步的不可繞過的重要因素，對於造成某個具體的“進步狀態”來說，還常起決定性的作用，但即使是十分正義的戰爭，至少在它醞釀的時期，也未必一定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廣大下層人民，可能會覺得自己主要是充當炮灰而不會是戰爭勝利的主要受益者，因而對反戰派的宣傳持同情、支持態度，此時，民心和曆史進步的要求不是相矛盾嗎？“為民請命”的反戰主張，在當時不是很可能頗得民心，隻是後來才被曆史學家定性為“逆曆史潮流而動”的腐朽之論嗎？再想到英國曆史上有名的“圈地運動”，和大機器生產初期時曾經出現過並非個別現象的工人砸機器事件，就更能從理論的高度領悟到：進步的社會大變革，總是這個變革的直接受益者發動的，而在變革的開頭，他們不但不是社會的多數派，而且主要是“過時社會”裏的中下層權勢者或富有者，他們是因為貪欲未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而要求改變這“過時的社會”，以求重新分配權力，撈取更多的財富，而他們在選用手段時，是絕不考慮別人的利益的，所以他們發動的變革——造成的曆史進步，常要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可想而知，哪個“曆史當事人”要是站在這些“曆史前進的先鋒”們的對立麵，對他們基於私欲而發動的“事業”加以指摘，說他們損害了作為社會大多數的下層人民的利益，因而是不道德的、傷天害理的，他們一定會大得民心，很可能被當時人視為最有道德的人，“時代的良心”——為圈地運動中受害的農民和砸機器的工人說話的人，難道反會受到農民和工人的反對，而不是被尊奉為“偉人”？作為後人的我們，或者說曆史，又該對他作怎樣的評價呢？我認為，孔子就是這樣一位“曆史當事人”——李澤厚似乎也正是持這種觀點。
具體描述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社會的狀況，不是本書的任務，但我相信，大致了解那個狀況的人，都會認同我上麵的意見。所以我僅說兩點意思。
第一，一個成熟的社會，其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就在於它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道德規範，這套規範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認同，深入人心，因此，這個社會之趨向過時的征象，也在於它的道德體係開始不斷受到人們自發的破壞、挑戰。這樣，當這個社會終於行將崩潰，“改朝換代”的大變革即將來臨或正在進行之中時，這個大變革的發動者和先鋒們，事實上總是這個社會的傳統道德體係的“實踐上的”批判者和叛逆者，他們的反對者對他們的批評和指控，必定也主要是著眼於他們的“道德敗壞”，即是對他們的行為作所謂的道德譴責。由於後者的道德觀屬於傳統道德體係，所以他們“深得民心”，至少在最初時期，他們的譴責一定能夠得到廣大群眾——主要是下層人民，也有上層人士——的同情。就是在這個曆史真實即“道德事實”的意義上，該說“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這個曆史真實和道德事實足以說明，為什麼孔子的複禮主張主要是政治主張，他一生奔波的目的是參政輔政，實現政治理想，而他的言論，特別是流傳下來的語錄，卻主要是道德教誨。這當然與孔子時代的政治和倫理尚未完全分開，二者還基本上是合一的這個曆史情況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對社會大變革的指控往往是從道德譴責開始”這條規律起的作用。這一點，學術界似乎沒有明確的認識，所以對於“一生都在謀求參政的孔子為什麼留下的主要是道德教誨”的問題，未見有人進行過認真的討論。但這個問題應是很有意義的，對思考當代政治家為什麼常講道德問題、作道德批判，也很有啟發。
第二，前麵說了，周禮是從古老的、原始的祭祀儀典和規矩演化、發展而來，以至包括了作為維護貴族統治的製度和手段，對施禮者是功利性和虔誠性的統一，對受禮者是尊嚴性和施惠性的統一。周禮的這個特性不但說明，它本質上是政治和倫理的統一，違禮既是政治錯誤，也是道德過失，因而政治鬥爭總以道德批判的形式進行，同時也告訴我們，它成為維護貴族統治的製度和手段後，也仍然具有原始規範具有的那種“人道精神”，就是說，它的要求是雙向的，既要求施禮者虔誠，也要求受禮者施惠，並且要求雙方守信，嚴格履行承諾，因此它能使雙方都感到滿意。這是周禮成為“社會穩定劑”，人們雖有尊卑長幼貴賤等“名分之分”，卻又能和平、相安以至親愛地相處的“秘密”所在。一位西方哲人說，這種政治——道德體製顯得“溫情脈脈”，就是針對它具有這種潤滑、和諧人際關係的作用而言的。可想而知，這種體製的破壞乃直接意味著道德淪喪，破壞者的勝利——實現其擴權聚財的目的，要以承擔“缺德”的罵名為代價，他們的反對者，即周禮的維護者，則即使失敗了（捍衛傳統的目的未能達到），也會在道義上贏得人心，可以享有問心無愧的“良心安慰”。如果體製的破壞者主要是居上位者，亦即其地位決定了其“行禮”多是接受他人的施禮，因而其道德義務主要是“施惠”的人，情況就更是如此，因為這時他們的反對者不僅是站在維護傳統道德的立場，還擁有了為社會多數人和弱勢群體說話的身份，從而更加加重了他的道德聲望和他們要求的“道德價值”。要知道，道德，盡管本質上是社會的強勢者決定的，是強者的道德，但任何時候，公開打出的旗號和“形式的內容”，總是要傾向於多數人和弱者，就是說，倡導社會公平，批評以強淩弱，必是它宣傳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內容。明確這一點，再結合孔子時代和他個人的實際，就不難明白：孔子為什麼總是“官運不通”，得不到上層社會的任用，可說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但又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哪個當政者都不想得罪他，在民間，則更被尊奉為聖者，特別是身後，長期地被曆代朝野所推崇、尊奉、吹捧、利用，成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富貴者和貧賤者的共同偶像。這原因，用一句話說就是：孔子的時代和他的活動使他成了傳統道德的化身，既然誰都要宣稱自己是有道德的人，所以誰都要尊奉孔子。這，我國學術界曆來用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後來帶上了宗教性質來解釋，這有一定道理，但我認為，直接用世俗情況和人的道德心理來說明，也有或更有說服力。
一個逆曆史潮流而動的人竟被推崇為道德的化身，這就是曆史的辯證法——是曆史對人的嘲弄，還是人對曆史的輕蔑，對此該如何認定，讀者可以“自便”，我不想表態，隻想說：這告訴我們，我們隻可以要求自己和同代人求真務實地辦好能辦的事情，不去做堂·吉訶德，但不可能要求“曆史”不把曆史上的堂·吉訶德奉為英雄和偉人，這是又一條曆史辯證法。
（二）孔子心中的禮之一
孔子要求複禮，這是他的社會政治理想決定的，因為人們都嚴格按照自己的名分踐行禮製的規定，社會就穩定了，和諧了，這也就是實現了他心中的天下有道。所以“複禮”是和“正名”聯在一起的，首先是政治主張（關於孔子的“正名”理論，本書後麵將作討論），人的行為是否合禮成了孔子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但周禮乃直接呈現為規章製度和行為規範，因此，複禮對個人而言還首先是道德要求，在當時人的心中，人的道德水平就表現為踐禮的自覺性和嚴格性程度。孔子作為辦學者、老師，是教人如何做人——成為有道德的人，自然更常是把禮作為道德規範來討論和教誨，隻在特定的時候和場合，才直接或者主要著眼於它的政治功能。
孔子這樣看待複禮，重視複禮，自然是他對禮的認識決定的。孔子對禮的認識，我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