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禮的具體形式是變化發展的
以上講的是禮的普遍的、不變的方麵，哪個禮都如此，任何時候都如此。禮的具體的、操作上的規定，則是特定的，可變的。這一點，孔子不但不否認，並且也比其他人認識得更加清楚。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損益”即減少和增加。這是精練的說法，當然不排除改造。“損”去了的東西當然不能全知，“可知”必是知其本質。所以孔子的回答是說：禮，從古到今，一直到永遠，都在變，但其本質不會變，因而不管好久以前或多久以後的禮，都是可以知道的。這裏，不僅反映了孔子有個“具體禮製可變”的思想，還表明，他確實是把周禮當作理想的，即現在可能建立的最好的禮製來對待的，就是說，他推崇它乃因其好，而非因其古。
這一章，李零作了一個很簡明的解說：“孔子看曆史，主要看三代損益，即後麵的禮比前麵的禮，增加了什麼，減少了什麼，除去增加減少的東西，就是始終不變的東西。他是靠這種加減法預測未來。”他還加了個注釋：“曆史，技術變，製度變，但人性未必變，或變化不大，這也許是孔子損益法的一種考慮。他更關心的是不變。”這樣說是否簡單化了一點？將這“損益”理解為曆史的發展是連續性（繼承性）和間斷性（創新性）的統一，因而前後兩代的禮是既相聯係又有所區別，也即相通而不全同，故而可以根據後代禮製的情況推知前代的情況，當更切合實際，因為他前麵的話顯是為後麵的“雖百世可知也”提供邏輯前提。從孔子還說過周代因“鑒於二代”就“鬱鬱乎文哉”看，他還認為後代對前代可以有質的飛躍，不僅是量的變化，所以，說孔子“更關心的是不變”，這沒有根據，他感歎和讚揚“鬱鬱乎文哉”，正說明他的著眼點是“變”——變得更加完美、文雅。當然，如果這“不變”是指變化中的不變的東西，也即禮的本質，那是說得很正確的。
孔子身處周代竟說“其或繼周者”，這更表明他並不認為周代的禮製是完美得再也不可變、不須變的了，也隱約地透露了，他具有一種“長江後浪推前浪”的進化論觀點。聯想到9-17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我的這個推想更顯得可能切合實際。讓我詳細地分析一下已經兩次提到但未作討論的下麵這一章。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這一章，很長時間都被當作孔子主張複古的證據，且至今沒有大的改變。蔡尚思先生說：“孔子也講變，但向往的是變回到文武之道。”這話後援引的證據，主要就是這一章。匡亞民先生引了這章全文後寫道：“這是最有權威的孔子自己說的話，說明西周是他所向往的。”我以為，蔡、匡二先生所代表的認識，乃根源於對此章的誤解，特別是錯解了末後的“吾從周”。這個誤解必須加以澄清。
這章中的頭一句，朱熹作的注是：“監，視也。二代，夏商也。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這解釋是不錯的，隻是就說“監”是“鑒”的通假字，“借鑒”義，更便於今人理解。第二句中的“文”字，和“文質彬彬”中的“文”同義，是和“質”也即“野”相對的，指事物經過加工後呈現的比先前顯得更有文采、文明程度更高的狀態。所以康有為釋這裏的“鬱鬱”為“文明貌”，體會得也很正確。因此，這章前二句顯為因果關係，是說：（因為）周代的禮製是借鑒了夏商二代的禮製，對之加以損益而建立的，（所以）比夏商的禮製文明程度高得多，優越得多。我相信，這個理解是準確的，對周禮作這種評價，其實是孔子的“先人”們的共識，《詩·大雅·文王》中就有這樣的句子：“周雖曰邦，其命維新。”據此，接下的“吾從周”隻能是什麼意思呢？“從”的基本意思是“跟隨”，可引申為“遵循”、“主張”、“讚成”等義，所以這一句隻有兩種可能的理解：一是表達從前麵意思得到的“行為指令”，故是說：因此我主張遵循周代（的禮製）；二是對周代的做法表示稱讚，等於說：所以我讚成周代（對待前代禮製的態度）。按前一理解，“吾從周”是比較了三代禮製後作出的選擇，蘊涵的意思是周代勝過夏商，而比較的標準是“文”的程度的高低。依後一理解，則此章是要說明，對待前代禮製，應抱借鑒之、損益之而創造更高級的文明的態度，像周初做的那樣。很明顯，這兩種理解是相通的，孔子可能兼有這兩種意思。但同樣明顯的是：無論強調哪種理解，都不能得出孔子“以古為好”的結論，相反，兩種理解都通向“後來者居上”的觀點，二者的區別僅在前者著眼於“後來者居上”這種結果，後者著眼於“居上”的原因。既如此，怎麼能拿這一章作為孔子向往古代的證據呢？他向往的不明明是更高的文明嗎？說他具有進化論思想，不是更有說服力得多嗎？論“古”，夏殷更古，可孔子並不向往。所以我以為，這一章隻有李澤厚的翻譯所體現的理解最為恰當，其譯文是：“周代積累和總結了夏、殷兩個朝代的經驗成果，禮樂製度多麼完美文雅呀。我遵循周代。”
不過這裏確也有必要同時指出，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說這樣一個意思，其“實踐上的含義”，也即所起的社會作用，或者說它體現出的“說者”對“周禮向何處去”這個時代課題的回答，應該說是他主張用嚴格遵循周禮的辦法，也即走恢複周禮的道路，來克服當前這個“禮崩樂壞”的誰都不滿意的局麵。因此，這一章確實說明，孔子麵對自己時代的問題不是向前看，他體認不到周禮遭到破壞的曆史必然性，而將它歸咎於人們由於私心、權欲太重，因而不願全麵嚴格地踐履之。所以他提不出也不想去設計比周禮更高的理想社會，而是向後看，主張用回到“鬱鬱乎文哉”的文武周公時期的辦法，來扭轉當前的“天下無道”局麵。正是這個根本的政治主張和抱負，鞭策孔子特別賣力地宣傳禮的重要性和勸導人們提高踐禮的自覺性。要是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說孔子向往古代，主張開曆史倒車，並不是錯誤的，也更能說明他的主張之注定不能實現，這很像我們今天有人目睹貧富懸殊、腐敗嚴重、道德滑坡等“世風日壞”的“今不如昔”的現象，就主張回到計劃經濟體製的大鍋飯——共同貧窮的時期去一樣。也許，依照這個比喻的啟示去設想、理解、陳述孔子當年的思想，會更切合他的實際。但如果這樣，就更不好從一般曆史觀上說孔子主張複古，是複古主義者了，而隻可以批評他不是“曆史樂觀主義者”，身處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卻被一種“今不如昔”的懷舊情緒所支配，正如我們今天也隻能這樣批評主張回到計劃經濟體製去的人們一樣。
以上兩章似乎有點矛盾：既一般地認定曆史發展是連續的，後代優於前代，又為自己時代的“無道”感到茫然，主張用退回去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純粹從《論語》文本的自洽要求出發，為避免這矛盾，隻須把後一章中的“吾從周”限定為上述第二種理解，就足夠了，並且因此還可以說：這一章本是接在上一章後麵的，是後人把它析出來單作一章了。如果有人這樣說，你無法反駁他。但是，考慮到孔子確實常常是古非今，說他沒有懷古情結，是不切實際的，所以我不主張這樣處理。我認為，這矛盾並不在於孔子兼有兩種相反的曆史觀，而在於他對現實不滿而產生的“情感指向”，同他的理性認識所達到的曆史觀之間，不能達到和諧一致。一個開初欣欣向榮、“鬱鬱乎文哉”的社會，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許多製度會逐漸不適應新的情況而遭到破壞，這時候，欣賞原先那美好局麵的人們，必是對當前狀況十分不滿而加倍懷念過去，並且主張嚴懲那些踐踏舊規的人，大事談論老規矩的優越性，以期重振當年的“民風”和“官風”，這乃是曆史發展中合乎規律的現象。這樣“懷舊”的人，在一般百姓中是很多的，他們談不上有什麼曆史觀，所以不引人注意，不會被扣上“複古主義”的帽子，對思想家而言，就不同了，就簡直一定有這個危險。問題就出在我們隻把孔子當作思想家來對待，甚至苛求，而不顧他也是普通人。因此，對於孔子的這個曆史觀與現實情感指向不一致的矛盾，如果也按上述比況所給予的啟示去了解，就會感到“釋然”了。對我們今天的形勢很不滿意，十分懷念並津津樂道當年大鍋飯時期的優越性的人們當中，也不乏很有曆史觀的“高級人物”，而在曆史觀上，他們可是一律以堅持“曆史唯物主義”自詡的啊！他們懷念的是幾十年以前的局麵，孔子懷念的是幾百年以前的情況，這個“量的差別”在這裏並無多大意義，不過說明社會發展是加速的，當今“一天等於（以前的）二十年”罷了。我們既然不批評這些現代思想家搞複古主義，又何必給孔子扣這樣的帽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