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中”、“行正”，用否定的說法，就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總之，不“一邊倒”，不走極端。但這樣定義，量的分析不甚明顯，下麵這章則表明，孔子作的貢獻就是朝“量化方向”跨進了一步：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貢問孔子子張（師）與子夏（商）哪個強一些，孔子評論說，子張行事容易過頭，子夏則相反，常常不及——達不到標準。子貢於是又問：“那麼是子張強些？”孔子回答說：“過頭和不及一樣，也不好。”意思是：都不合標準。現在，“過猶不及”已經成了成語，由於“過”和“及”並用時，是動態的，給人以量的遞進或增減的動感，似乎有一個上下限和介於二者之間的“中”存在，所以孔子這話被看作是他對中庸思想的發揮，和現代人關於度的概念很接近了。匡亞明就說：“可以認為‘過猶不及’的思想，或者說無過無不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質與量的辯證關係，亦即度量的觀念。”毛澤東更說：“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毛澤東書信集》）
◎中庸是教人行事寧可“不及”，決不要“過”◎
“過猶不及”的“猶”自是“如同”義，但孔子這是對子貢“師愈與？”之問的回答，師（子張）的缺點是過，所以這回答應是對過的批評，全章重點乃在這裏。經驗表明，“過”造成的損失，比之“不及”，常是更大的，因為“過”是已經使事情發生了質的變化，損失已經造成，難得收回了，而“不及”隻是“未到火候”，僅是希求的變化尚未出現，嚴格說還談不上損失，並且還有“加油”爭取的可能。孔子必定深知這一點，他說“以約失之者鮮矣”，這話中就含有這意思。談到奢和儉時，他還明確地說：“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子遊則說：“喪致乎哀而止。”可見我的上述理解是有理有據的。孔子立論就多是基於這種樸實的道理。再看以下三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前一章是讚歎《關雎》表達樂和哀的感情都不過頭。第二章有個背景：周公輔佐成王功勞很大，但到時就交權，不居功自傲，不貪戀權位，因此受到後人歌頌。所以這章意思是，一個人要是做不到周公那樣（“使驕且吝”），本事再強功勞再大，也值不得稱頌了（“其餘不足觀也”），給人的教誨顯然是：要見好就收，不可過頭。後一章更直接是說不可以過：“已甚”的“已”是過分義，“甚”是厲害義。
再看下麵這章：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中行”和“中庸”義同，這裏是借以指稱能貫徹中庸之道因而行事總是恰當順利的人，全章是說，一個人修養達不到這水平，就會淪為辦事激進的狂者或者思想保守的狷者。從孔子整個思想傾向看，他必是認為“狂”比“狷”更不好（他說過“今之狂也蕩”，但沒有批評狷者的言論），所以這一章也可以作為一個例證，說明孔子的“過猶不及”乃重在批評過，不是一般地、同等地說什麼“既不可過，也不要不及”——對這一章，孟子有個說法：“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於是後來的注家多據此認為：此章是說，要是結交不到中庸的人，也要爭取交到狂者或狷者。這樣，狂狷就都為褒義，是僅次於中庸的了。我不取這種理解，但不詳作論證了，隻指出一點：“進取”是激進義，“有所不為”是說保守，二者正相反，又都是指謂和“中行”對立的行為方式，故明顯都帶有貶義。
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強調辦事不要過，這在前麵對2-16章“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作辯正時也講到了，讀者請回頭去看一下。
◎中庸不是教人做“鄉原”◎
教人處理問題要居中行正，當然預設了有兩個對立的極端存在，“居中”就是處在這二極端之間，倒向某一極端就是偏即不正了。由於“中”對於二端而言既是非此非彼的東西，又是亦此亦彼的東西，所以中庸之道常被人理解為折中主義、走中間路線。這些說法，隻要加以正確的解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問題是，如果不先肯定“中”本身是什麼，而是通過二端來定義它，那麼所謂“居中行正”就沒有了是非標準，實際上必然是毫無立場的“兩麵派”，八麵玲瓏的好好先生——用孔子的話說，就是“鄉原”。對鄉原，孔子是十分反感的，請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也作鄉願，曆史學家錢穆說：“原同願，謹願也。一鄉皆稱其謹願，故曰鄉原。”這個“原”不是“願”的簡體字，是“老實”的意思。對鄉原的表現，孟子描述道：“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入於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現在多用“好好先生”來翻譯鄉原。其實，說白了，鄉原就是不論是非，不講原則，對於意見、主張完全對立的各方人士，都一律點頭稱“是、是、是”的人。這種人哪談得上中庸！他因私心太重而不敢得罪任何人，又因並無才識而提不出自己的主張，但他無須作任何犧牲，不需要一點成本，卻收到了“名譽歸、人緣好、大家都喜歡”（李澤厚語）的好“效益”，因此孔子說他是“德之賊”——這話李澤厚譯為“道德的禍害”，楊伯峻譯為“足以敗壞道德的小人”，錢穆譯為“人類品德中的敗類”，李零說是指“竊居有德者之位的人”，我覺得李零領會得最準確，故認為譯作“道德竊賊”才是既達意又傳神的翻譯。十分明顯，對鄉原如此憤慨，足以說明孔子的中庸思想決不是教人隻須遊動於兩端之間而不必有自己的見解、主張。下麵這章同樣說明，孔子很討厭不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主張，而隻是虛情假意地討好別人的人：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可見孔子的中庸思想不是教人回避矛盾，正是教人麵對矛盾，尋找解決矛盾的恰當方式，故而“中庸”乃是著眼於矛盾解決的結果，是對於能夠達到好的結果的那種解決矛盾的方式的一種“預測性描述”，意指按這方式去處理，矛盾各方都會滿意，從而矛盾消失，也即解決了——此章的“足恭”，李零解釋為“是外表看上去十分恭敬”，這離開了“足”字。其實，這全章就是從“過”的方麵講不合中庸的表現，所以將這個“足”翻譯為“過（分）”，最為準確。
◎中庸的“操作標準”是禮◎
以上兩點都是否定的規定：不要過頭，不要做好好先生。那麼，中庸給人的具體指示究竟是什麼？如果回答說：就是要找到最恰當的解決矛盾的方法，那是廢話，等於沒有回答。孔子實際給出的回答是：依禮行事。這就具體了，可以操作了。由此可知，孔子的中庸思想同樣是為他的複禮主張服務的。對此，我在作論證之前，先引一則材料說明，我這說法是得到過孔子自己的首肯的。《禮記·仲尼燕居》中記有孔子和三個學生的一段對話：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製中也。”子貢退，言遊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子貢就是問“究竟怎樣辦就算是做到了中庸”，孔子的回答很明白：依禮行事就行了。子遊的問題可翻譯為：請問禮足以治理惡成全善嗎？孔子作肯定的回答。可見在孔子的心中，合乎禮就是中庸，或者反過來說，中庸的原則就是教你依禮行事。
孔子“禮所以製中”的命題，其根據何在？我以為，在於中庸的本質要求是讓矛盾達到各方都滿意的解決，和孔子已經認定，禮的作用正在於能造成和的局麵（“禮之用，和為貴”），也即各方都滿意的結果。這樣，豈不是中庸即合禮，合禮即中庸了？區別僅在於著眼點不同：中庸既是“去”解決矛盾的方法論指導，又是“已”解決的矛盾的雙方的關係狀態；禮既是“去”解決矛盾時的行為規範，又是依之行事後所顯示的道德價值。就這樣，思想方法、行為規範、道德評價，也即中（庸）、禮、德三者歸於統一，在現實中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存在了。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本質內涵。試舉一例。對於君主的缺點，臣下應抱什麼態度？這就是問題，中庸作為方法論給予的指點是：要想到可能有的各種對立的對待方式，例如據此就不服從君主的命令，甚至起而反對之，或者相反，為他文過飾非，還欺騙他，說他真是英明偉大，明察秋毫；前者就是過，後者是不及，都要不得；務必找到最恰當的方式，使得結果是既保持了良好的君臣關係，又讓君主克服缺點，改正錯誤。究竟如何具體對待呢？請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前一章就是否定上述“不及”的對待方式，至於“過”的方式，由於孔子知道子路是反對的，故無須提及。“而犯之”（但要犯顏直諫）屬具體操作了，不是中庸思想直接提供的，但可說是在中庸原則的指導或者說“提醒”下，從禮中找到的。後一章表明，孔子的忠概念中，當時人普遍認同的屬於忠的行為中，包括“君有錯，臣須犯顏直諫”的內容。而忠在當時，既屬於禮，同時又是一個德目。因此，如果說“（勿違也，）勿欺也，而犯之”體現了對待君主的中庸原則，那麼，中庸在實踐中的貫徹也就是依禮行事，並因此同時也就是“徙義”、“執德”。這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與他的道德思想的聯係，是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的真意和這話的真諦所在。
以上論述啟示我們，在孔子心中，禮的每一個具體方麵，以及每一個德目，都是按中庸原則製定的，或自然地形成的，唯其如此，從實踐的結果看，才都是“和”：人際和睦，社會和諧，人心和悅。了解這一層，對於孔子的倫理概念，才有更深刻的認識。看下麵這一章：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這說明，在孔子心中，仁、知、信、直、勇、剛等作為美德，應是克服了各自的某個對立麵（愚、蕩等）的缺點後達到的，換言之，它們都是矛盾統一體，即是矛盾按中庸原則解決後的存在狀態，因此，踐履這些道德時，如果忘了中庸原則，就可能陷入片麵性而倒向矛盾的一端，例如你想剛（強），結果卻是陷入了狂（妄）。這一點，也是我們認識孔子的“倫理概念群”中每個德目時必須加以注意的。
最後我要交代一點：我對中庸的上述解釋乃是依據孔子自己的論述，與《中庸》一書的講法有所不同。《中庸》這部書，據說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寫的，是對孔子中庸思想的發揮，但有許多地方和孔子的思想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