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主要措施：正名
居上位者“身正”就是以身作則，給下屬和廣大群眾做出人格榜樣。官員自己又以什麼“作則”，即怎樣表現就堪稱“身正”了，可說起了榜樣的作用了呢？這是德治中要解決的更具操作意義的問題，所以對於這個問題，孔子的回答更為明確，而且正是在這一點上顯示了他的德治思想的創造性：“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思想，其實是一種“共識”，孔子雖提出來作為“治道”的基本要求，但這並非他的創造，對於“如何即可稱身正”的回答，才表現了他的創造性，那就是他的有名的“正名”理論。
◎名正——政令具有權威性的前提◎
孔子的正名理論，我在介紹孔子的遭際，講到子路問他如果出來為衛出公輔政將首先幹什麼時，曾經提及過，並引了師生間那段有名的對話。那裏引的不是該章全文，全文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從“野哉”到“闕如也”，是批評子路出言不當，太放肆了（“野”），對自己並不懂得的事也瞎表態（君子對自己不懂的事，是保持沉默——“闕如”的）。接下五個“則字句”，是用假言命題形式表達五條規律性的聯係。第一條最為重要，字麵意思是：你沒有那個名分，卻去說隻有具有那個名分的人才可以說的話，那必會覺得理虧心虛，以致話都語無倫次，言詞都不順當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沒有資格說那種話，說起來就會覺得理不直氣不壯，預感到別人不會聽，他不聽，你是沒法對付的。這是誰都有的經驗和感受。可見“正名”就是要求不去做不合自己名分（今天叫身份）的事。這在當時，在孔子，當然實際上就是要求不僭禮，因為禮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別貴賤、定名分。馮友蘭說：“正名也就是複禮。”這說得很正確，但這隻是從結果上說，“正名”作為“為政”的措施，乃是一個政治概念，不是針對為官者的道德自律而發，而是重在“名不正”就會說話沒人聽，政策、號令得不到執行這個施政效果的方麵，換言之，是為官者通過正自己的名的途徑，樹立起自己的權威，以求得工作的效率。所以接下是說“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個“事”當是指政事。
許多《論語》注家（如楊伯峻）訓釋這段話時都離開了一個要點：這裏講的是君子（官員）之言，所以這個“言”必主要是指他發布的政令、命令，而非一般意義上的言論，而且“言”在那時本有政令的含義。所以曆來對孔子這段名言的解釋都不夠準確，李澤厚的譯文也未免這個缺點。他末幾句的譯文是：“所以，君子訂正了名分就一定能夠說話，說的話就一定能夠執行。君子對於自己說的話，不能有一點隨便馬虎。”從孔子發這議論的背景看，他是在為自己赴任後辦事有效率而說這番話的，故而這幾句的意思應該是：所以君子擔任了某個職務就一定要能夠行使相應的政令，政令發出了就一定要能夠得到執行；君子對於他的政令，是必須嚴肅對待的。因此，我認為從這段話看，孔子這次提出正名理論來，直接要求的是讓他“有職有權”，也即“權位相稱”，以求上任後他說話“底氣足”，發布的政令能夠暢通，無人說閑話，從而辦事有效率，能夠有力地遏止其他人的越位越權的僭禮行徑。孔子提出正名理論來的這個要點，幾乎被所有人忽視了。
在孔子時代，為官者的“事”，基本上可用“禮樂”二字概括，就是說，“為政”或是推行禮製，或是為推行禮製掃除障礙。所以“事不成，則禮樂不興”乃是邏輯上所謂的“永真式”陳述。後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很值得注意。從孔子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看，他似乎把“刑”看作“禮”的對立麵了，從這裏可知，他在那裏其實隻是將“禮”、“刑”對言，並不認為刑罰可以取消，而是主張要用禮來統帥刑，將刑律納入禮製的係統，成為貫徹禮製的必要手段。所以這一句乃重在“中”，是和末句一起說：禮樂（樂包涵在廣義的“禮”之中）興了，深入人心了，刑罰的製定和執行才會恰當、適中，從而人民有禮可循，有法可依，就為達到“天下大治”提供了製度保證，否則，人民無所措手腳，不知如何是好，終於會行為出格出軌而無從救治，哪談得上“道”和“齊”。這裏，孔子既貫徹了中庸思想，又對他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的根本內容作了充分的發揮，還表現了極強的論證性——五個必要條件假言命題構成的連鎖推理，邏輯上十分嚴密，最後達到的結論明顯是：“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從而進一步的結論不言自明：要想天下大治，必須正名。
請注意：孔子前頭答子路說的“必也正名乎”，無疑有個預設，那就是：我出來輔政，目的和任務是糾正現在人們普遍不顧名分違禮行事的情況；但子路問的明顯是“你想首先幹什麼”（子將奚先），不是“你認為衛君應首先幹什麼”；因此，要把孔子心中的預設，和他的回答，以及後麵這段並非論述“正別人的名”之必要性的議論這三者理出個頭緒來，使能彼此相洽，就要這樣認定：孔子基於正人先正己的想法，希望執行任務前先行取得去正別人之名的合法權力，所以他說的“必也正名乎”直接的意思是：讓我的主公衛出公的君主名分不被懷疑，同時給我輔政大員的名分。子路當然不會一般地反對正名，但他誤以為孔子是要算衛出公父子爭君位的老賬，就表示反對，而孔子又錯以為子路竟然不懂得正名的重要性，於是發了這番議論。不這樣理解，此章會有許多問題不好解決。所以這番議論主要不是對子路作教誨，而是申說他首先要求正名的理由，這個談話背景則說明，他這裏講的正名之第一含義是：正自己的名，以此取得去正別人的名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由此可知，人們多隻在糾正不合名分的行為，也即“去正別人的名”這個意義上講孔子的正名理論，那是片麵的。正名，首先是正己，而目的是取得正人的資格、威望、權力。
這次孔子又是紙上談兵，衛出公並未起用他。即使起用了，可想而知，他的正名理論對於糾正、挽回已經成為趨勢、潮流的“禮崩樂壞”局麵，也起不了大作用的，因為當時的官們不是像他這樣，對於糾正別人的名不正的行徑力不從心，而是一心隻想違禮擴權，向他們呼喊“複禮”，不動用“物質的力量”，他們哪會就複起禮來！孔子對此並非沒有認識，所以一直都在謀求參政，以期獲得必要的物質力量，隻是始終未能成功。這也是必然的：他當然得不到行事“名不正”的當權者的任用，而願意任用他的人已經無權任用他了。孔子的這個隻能停留於言論上的“反潮流”，注定了他的政治活動和努力在當時也顯得不合時宜，他“命定地”是個實際活動中的失敗者，所以李零把他喻為堂·吉訶德，並非一點都不合適。好在堂·吉訶德也不失英雄的一麵，道德英雄更常常是現實政治中的失敗者。這裏永遠有價值的東西乃在他對於自己理想、信念的真誠性，在這一點上，失敗的英雄和成功的英雄是絕對一致的。因此，說孔子是中國曆史上的大英雄，大偉人，他仍然受之無愧。
◎正名——糾正違禮行徑的突破口◎
下麵這有名的一章也是講正名問題，這就是講正別人的名了：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禮的重要作用就是“別貴賤，定名分”，所以每個表示個人身份的“名”，如君、臣、父、子等，實際上是指示，或者說包涵著那種社會身份的標準。孔子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看出了這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物的一個重要方麵，即如父、子，對人而言已不是純生物學、遺傳學上的概念，隻有盡了為人父的義務的人，才配稱為“父”，隻有盡了孝的人，才是作為社會的人的“子”。和每個名相對應的“標準”，也屬於“道”，所以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等等，“天下無道”，從個人是否履行了自己的“名”所規定的社會義務看，就是人們的言行多不符合“名”指示的標準了，普遍“失道”了。自然，這必主要是針對居上位者說的，他們行為失範才會有全局性的影響。孔子對於齊景公的問政，就是從如何糾正當時已普遍存在的名不副實現象方麵作答。“君君”的說法，按馮友蘭的解釋，前一個君是實體名詞，指事實上的為君者，後一個是抽象名詞，表示君的標準，即為君之道，但作為動詞使用了，故“君君”是說：事實上居君位的人要成為符合君道的君，說簡單點，就是君要像個君。“臣臣”等照此理解——電視中常有父子吵架的場麵，父親罵兒子不爭氣，兒子頂嘴說：你像個父親嗎？雙方實際上就是在用“子子”、“父父”要求對方，足見孔子在今天仍有很大影響，他的理論中確有“永恒的東西”在。齊景公很讚賞孔子的這個正名理論，說要是大家都名不正了，連他都會分不到糧食吃了，說明他也相信正名的重要性：名不正，亦即大家都不盡職盡責地做好自己應做的事，隻想去謀求非份，那將會天下大亂，“國將不國”的。但他實際上並未起用孔子，也未去推行正名理論。這就又說明，“名不正地行事”，就是說，不按先前製定的名的標準去履行職責，當時已十分普遍，孔子的正名理論乃是要求大家都堅守以前的“老皇曆”，所以是不合時宜，不可能得到普遍實行的。換言之，孔子把正名作為向行事名不正者發起進攻的突破口，隻在針對個別人的情況下是有效的——可以使他感到心虛理虧，無言以對，覺得非改不可，一旦人數多了，他就會心不虛了，有新式理由對付你了，反而是你沒詞沒轍了。肯定當前禮製的合理性，對它不能抱批判的態度，這是孔子和他的理論的“致命傷。”
《論語》中還有一條記載，可看作是孔子正名理論的“橫向應用”——“正名”主要是針對“僭越者”即下級官員違禮去做上級才能做的事，這裏是講對平級部門的事不要“伸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話可作多種解釋，不知道背景，是難有確解的，但我以為，納入到孔子的正名理論和要求中去理解，最為合適。“正名”的本質要求是隻去努力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全麵地說是對上不僭越，對平級、下級的事也不插手幹預。下級的事也可以說是自己的事，所以這一章大概是針對平級同事、其他部門的工作而發，教誨為政者向下屬各平行部門布置工作時務必強調這一點。所以這是對“正名”作的一個必要的說明、交代，表明孔子還有個“分工要明確，不要隨便插手別人的事，以免政出多門，又影響同事關係”的思想。這個思想也是至今都有指導意義的。這一章的“不謀”，自然也可以解釋為“謀不到”，從而全章是說要想謀政非得先謀到個位子不可。李零就如此理解。但從孔子的學生曾子的體會看，孔子不是這意思。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的話單看也可有多種解釋，但《論語》編者把它和上一章孔子說的那句話連在了一起，想必是提示讀者：這是曾子對孔子那話的理解和發揮。由此可知，曾子是說：為官者（君子）隻須思考本職工作分內的問題，不要去謀劃別的部門的事。這反過來證明我對上一章的理解是正確的。如果對孔子的話取李零先生的理解，曾子這話的意思就該是：“君子時刻想的都是得到一個位子”，於是“君子”不能是指為官者，而是指在野的純道德君子了。這怕說不過去。李先生對這一章的解說實隻有一句：“曾子的話也是說，人不能超出自己的權限來考慮政事的處理。”李先生寫這一句時，是沒有做到“瞻前顧後”了。
下麵這章表明，孔子對“名不正”的行為，特別是違背君臣關係之禮的僭越現象，是十分憤慨的——從《論語》的記載看，他的“正名”要求主要是針對這類現象而發：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這一章和曾經提及過的3-1章一樣，也是批評僭禮表現。“三家”指當時操縱了魯國政局的孟孫、季孫、叔孫三家，“以雍徹”是說三家舉行祭祀活動完畢，撤席時唱的讚詩竟是隻有天子祭祀時才能唱的《雍》那一篇，末句的責問表示了孔子的譴責和憤慨之情。我們讀來必會感到：原來，孔子的正名主要是在為天子、君主爭回失去的權力！事情大概就是如此。所以，今天談繼承孔子思想時，對他的正名理論確實隻能在最抽象的意義上講一句：各級領導人務必努力於搞好本職工作，不要越權行事，也不要侵權幹預平級部門的工作。
◎正名要求舉賢才和求實效◎
孔子講他的德治思想時，還談到“舉賢才”和“求實效”的問題，我以為，這兩項可以看作是正名的“配套”內容，也即必然的要求。但限於資料，對此我隻能引《論語》以下幾章作個交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臧文仲是魯國的一個大夫，曆事莊、閩、僖、文四公，又以生活奢侈出名（據說他給自己養的一個大烏龜蓋的“龜室”都裝飾得十分豪華），柳下惠是魯國有名的賢人，但在臧文仲手下隻做了個管監獄的小官，故孔子批評臧文仲是個竊位者，竟不願提拔、起用賢才（“不與立”的“立”通“位”）。這明顯是說：要做好官，出政績，必須重用賢才，明知有賢才而不用，就是不想出政績，就是把自己的官位看作偷來的東西一樣，可以不予愛護，不加珍惜。孔子如此批評臧文仲這樣的“占著茅坑不拉屎”的大官，說明他對於“正名事業”將因上無好官而發掘不出人才，又因賢才被埋沒而更難正名這個局麵，是感到十分的憤慨，又很悲哀的。聯係到孔子去了解學生子遊為官的情況時，問的隻是一句“女得人焉耳乎”，我們不禁為他重視、珍惜人才所感動。再看以下兩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