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前一章是說：公叔文子和自己的下屬僎一起晉升，變為了同級官員（“公”為朝中大臣，“升諸公”的“諸”相當於“於”），孔子聽說後就說：僅憑這表現，公叔文子死後就可以追諡為“文”了。下級升官，多半是由於上級的推薦，公叔文子推薦自己的下級，使之成為和自己平級的大員，這不但說明他識才，而且說明他愛才，不妒才，特別是無私心，以國家利益為重。孔子顯是著眼於這一點而如此表彰之。這當然說明了，孔子自己必是這種人，更希求國家官員都是這種愛人才、顧大局、有度量、無私心的人。後一章不是孔子的言論，是古代周公旦告誡他兒子魯公的話，其中“親”當是指同宗的親人，“施”同“弛”，“怨乎不以”是說“抱怨不受重視、信任”（“以”是“用”的意思），“故舊”或指老朋友，或指“遺老”；“大故”相當於“大錯”（“故”為“事故”的“故”）。這話全麵表達了古代明君的用人思想（“幹部路線”），《論語》編者一定是認為完全符合孔子的意思，或者孔子曾經引用過周公這話，所以選了進來。最後一句“無求備於一人”最重要，說明孔子的人才觀中有個要點：人無完人，所以對下級不要求全責備，而這樣地對待下級又正是“賢才”的表現。講到孔子舉賢才的思想，不能不提到下麵這章：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牛”是黑色的耕地用牛，這裏是喻指仲弓（冉雍）的父親是個普通人，沒有社會地位。“騂且角”是說（那牛）毛是赤色的，角也長得周周正正，這種牛當時人認為是最好的犧牲用牛。所以頭一句是說，仲弓雖出身卑微，但卻是可能大有作為的賢才，故後麵評論說：即使人們不肯拿去做犧牲（“用”在這裏是特指用作祭祀禮品），山川之神也不會舍而不用的，意思是，盡管一般的、沒有見識的人不會推薦仲弓出來做大官，真正的明君、聖主是一定會起用他的。一般都認為，這說明孔子反對血統論，主張“不拘一格降人才”，匡亞明先生還說，“孔子舉賢才思想的最根本之點，在於衝破宗法製度任人唯親的禁錮，從貴族之外的各等級中選拔人才，給貴族政治注入新鮮血液，使之恢複生機。”這說得倒是合乎邏輯，但我以為孔子的思想未必達到了這個“高度”。6-1章還記載孔子說：“雍也可使南麵。”僅按字麵解，這是說冉雍（仲弓）可以當君主（“南麵”是“君主聽治之位”，即君主臨朝時要麵向南麵，故“南麵”意味著“君主”了）。但孔子當然不可能有這種“大逆不道”的思想，把這話看作是誇冉雍德才兼備，具有明君聖主的風度，將來完全可以作大官，就可以了，也隻可以這樣理解。據此，我認為這一章也不過是以冉雍應該得到任用為例，說真正有識見的君主、當政者，應該做到“唯賢是用”，“唯賢是舉”，不可以任人唯親。
下麵這章說明，孔子把“舉賢人”看作是為政者有智慧的表現，對“舉賢人”的效用作了極好的說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章頭一段我在講“仁”的第一個涵義時征引過了。從樊遲向子夏介紹情況時說的話看（“鄉”同“響”，“鄉也”是剛才的意思），“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隻是針對“問知”的回答，不涉及“仁”了。子夏認為孔子這樣回答“問知”，涵義十分豐富（“富哉言乎”），就舉例說明他的領會：選用了賢人出來擔任要職，壞人，即不仁的人，就“遠”了（皋陶和伊尹分別是舜和湯的臣下，以賢出名）。“遠”，理應不是指舜、湯“遠”壞人，因為這意思已包涵在“舉直”之中。李零解釋為“不仁者自然遠去”，我以為至少不夠準確。“不仁者”總想“削尖腦袋”鑽空子，哪會你選用了直人、賢人、仁人就“自然遠去”。我以為這“遠”乃著眼於結果，是“無所施其技”也即他們決達不到目的了的意思。選用了好人，壞人就無所作為了，就根本不須專門去治他們了，壞人造成的壞現象、壞風氣也就消除了，這可真是為政施治的好方法。所以孔子說這是為政者的“知（智慧）”。這個“知”也就是所謂的“知人善任”，首先要能夠識別好人、壞人，故孔子先隻是用“知人”二字作答。聯係到2-19章孔子答哀公“何為則民服”之問時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我以為對這個“遠”字作如此理解更好一些——李澤厚將兩個“錯諸”句譯為“舉用正直的人，廢棄邪歪的人”、“舉用邪曲的人，廢棄正直的人”，我認為很合孔子原意；兩個“諸”字，楊伯峻和李零都說等於“之於”，似乎事理上說不通，且孔子的意思必是教哀公“親賢者，遠小人”，哪會建議保留小人的位置，隻是讓他們上頭有“直人”官管著。
（四）德治要求的官員形象——君子
“正名事業”要求“舉賢才”，“賢才官”就是君子，所以孔子心中的德治，是與他認定的君子分不開的。
1.“君子”的含義
孔子經常談到君子，《論語》中，“君子”一詞出現了一百多次，一般認為有二義，都是與小人相對待：一是就地位而言，地位高的稱君子，地位低的叫小人；一是按德性區分，道德高尚者為君子，道德低下者是小人。情況基本如此，雖然有些章句中的“君子”究屬哪個意義不太明確。這是君子這個詞的“曆史情況”造成的，並非孔子邏輯混亂的表現。《詩經》中的“君子”就是多義的，有時甚至用來指稱女人心中的情人，或者丈夫。（《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書·無逸》中有：“周公曰：‘嗚呼！君子所，無其逸。’”其中的“君子”似乎是泛指所有下屬人員。可以肯定的是，君子是褒義詞，叫別人君子時總含有敬意，因此在當時很自然地多用來指稱地位高、有身份的人。這同時暗示了對君子道德上的要求，就是說，稱某人為君子，乃是用奉承他道德水平高、道德自律心強的方式，來要求、期望他做有道德的事，不做缺德的事。就這樣，當“地位高”的意思不突出、被淡化了時，“君子”就幾乎等於“有道德的人”了。君子的這個義帶雙關的使用習慣，直到孔子時代還基本未變，如果對話中稱對方為君子，這“君子”可能僅相當於今天的“您”，起敬稱的第二人稱代詞作用。這時候，對自己的謙稱就會是用“小人”了。孔子的學生冉求擔任季氏宰時，已是頗大的官了，但在孟孫氏、叔孫氏麵前，還自稱“小人”，稱對方為“君子”（見《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就是證明，這時的君子、小人乃起代詞作用，不屬上述的“君子有二義”的討論範圍。
《論語》中“君子”這個詞有時明顯是單義的。例如“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其中的“君子”就完全隻有道德意義，不帶“官味”。前已征引過的12-4章和7-37章中說的君子（“君子不憂不懼”、“君子坦蕩蕩”），似乎也是如此。
也有完全從地位上講君子的，不問對象的道德狀況。下麵這章就如此：
子曰：“君子不器。”
這章該如何解釋？李零的解說中有這樣幾句：“器是用來載道的。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飯，不是飯碗。”這很給人啟發，按這思路解釋這一章，意思就會是：君子（要）重內容而不拘泥於形式，隻要是飯，用什麼盛都可以。這作為讀《論語》得到的感悟，是深刻的，可以的，但作為注釋，決不可以，因為孔子不是這意思。“不器”，直譯就是“不是器具”，故而顯是比喻，著眼於任何一種器皿、器具，其功能、用途都不是無限的，不能替代其他器具。再想到13-25章說君子使人時“器之”，乃是說“按照各人專長來使用”（李澤厚譯文），也即“知人善任”（李零語），就該可以肯定，“君子不器”應是說：官員不能隻有某一方麵的才能，不能隻會做一個方麵的工作，務必成為“多麵手”。這很符合孔子時代社會分工不細，任一部門的官員要管的事都不繁卻很雜的實際情況。據此，我認定此章說的君子是特指官員，與道德無關——5-4章孔子評論子貢說：“女，器也。”子貢問：“何器也？”孔子回答說：“瑚璉也。”也證明我對此章的解說不誤，隻是又表明，孔子同時承認“器”也有所不同，有些“器”是比較高級的，用於重要場合，也就寶貴得多。
《論語》中談到君子時，更多的地方，甚至可以說，除了少數幾例外，所有場合都語帶雙關，既指身份君子，也指道德君子。即如我們征引過的“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雖明顯是從道德上講君子，但普通百姓，最下層的、為溫飽操心的勞動者，即使可以說他道德高尚，還大有道德人格追求，可哪裏談得上“之於天下”？有時候恐怕也難以有“義之於比”的條件。（一個人為了活命而接受一口“嗟來之食”，是否還合義？說得清嗎？）所以這一章我以為也是針對為官者說的，稱之為君子，不過是從道德上去要求他，即是講他德性方麵的“應然”。下麵這兩章也屬這個情況：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前一章是講言和行的關係，不和孔子抬杠的話，就應認定，他的意思不過是：行比言更重要，與其有言無行，不如行而後言，故道德自律強的人，君子，必是做了以後再說，不會誇誇其談，談完後就沒有了下文。聯係到14-20章說“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此“言”特指說大話），更可知必是這意思。這當然適合於一切人，但從孔子時代的社會實際看，認為這是針對為官者或有可能去做官的人說的，不更合情理一些嗎？對一個終日勞苦的人說這話，實在是看錯了對象。後一章更明顯是講為官者的“應然”，因為有資格“舉人”、“廢人”的人，必是權力在握的官員。
因此我認定：一般都把孔子說的君子看作道德人格形象，是片麵的，在孔子那裏，君子在外延上乃是指官員，隻是灌入了道德要求，因而可以說：君子就是有德之官，或者說：君子是官員應該追求的道德人格。李零說：“孔子的理想目標是聖人和仁人，現實目標是培養君子和有恒者，培養君子和有恒者是為了讓他們當官，垂聲名於當世或後世。”這說得基本正確，將“讓他們當官”改為“讓他們當個好官”，就全對了。據此，我把“君子”的問題納入到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來討論。
2.德治的保證——官員君子化
官員的“德化”、“君子化”，是實現德治、仁政的“幹部保證”——所以我在上節中說，“舉賢才”是正名的“配套內容”。明確這一點，才能對孔子的政治思想有全麵正確的認識，也才能對《論語》中含君子一詞的章句有真正準確的理解。看論君子的重要兩章：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前一章，可說是孔子給君子下的又一個定義，但曆來的解釋很不能令人滿意，無非是說一通，人要把內在本質和外在形式最好地結合起來，才堪稱君子，結合得不好，加工、文飾得不夠則粗野，過頭了，又顯得“史”——這“史”何義，未見有說清楚了的，總之，把孔子這話看作是講對立統一的辯證法了，並未讓人懂得孔子心中的君子是“何許人也”。後一章，李澤厚說：“這也屬難解的一章”。這很自然，因為這一章乃是對上一章的補充，是子貢用反證法證明君子必須“文質彬彬”，前章未弄懂，這章也不能懂。李零解此章時，則像是語文教師講文章，未作任何實質性說明，我估計這是因為他自覺沒有讀懂。
這裏的關鍵，是人們事先認定此章講的君子為“道德君子”了，如果改變這思維定勢，明確這是在講官員，君子乃指“有德之官”，是官員的“應然”形象，就會“豁然開朗”。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義以為質”、“君子……義之與比”等規定，君子的質就是有仁心、講正義。由於這裏實際針對的人乃是官員，所以與這個“質”相對的“文”，不是一般意義的“文飾”、“文采”，而是特指官場上的禮節、儀文、排場等等。孔子認定，有德之官不謀私利，辦事出以公心，“謀道不謀食”，但要辦事有效率、出政績，真正給國家、人民帶來實惠，又不能和普通人毫無區別，不能沒有一點“威”，故而還要講究官場的禮節、排場等，這就是“文”。毫無疑問，有質無文（“質勝文”），官員就會混同於普通人，沒有了“官氣”，發號施令將沒有人聽，就發揮不出官的作用了（這在當時，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因為“無官氣的人”發令實際上必被人認為是“名不正”的行事，我們今天承認下來，並未“低估了人民的覺悟”。連孔子都“從大夫之後”就自覺地“不可徒行也”了呢）；有文無質（“文勝質”），則意味著官員隻知擺官架子，陶醉於官場禮儀，一心隻想顯示“官氣”，根本不去辦應該辦的政事——正事，“仁、義”就成了標榜了。因此，真正的君子——有德之官，必須把質和文最好地結合起來。這就是6-18章的意思。由此可知，這章說的“野”乃指不在朝而在“野”的人，亦即普通百姓，“史”是指專門操辦禮儀活動而不參與實質性政治行為的史官。前者在民間，後者居朝庭，所以可以對言。孔子說在位而不謀政的官根本不是官（是野），又將實際上並不為民謀利的官稱為“史”，說得很合事理，“野”、“史”作為比喻和批評，十分恰切。據此又可以知道，12-8章是說，棘子成有個“君子官”隻要出以公心，努力為國為民辦好事就行了，不必太講排場的想法，心高氣傲、喜歡居高臨下待人的子貢表示反對，就以孔子“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理論加以批駁，還把“文質彬彬”改說成“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以去了毛的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去毛獸皮叫“鞟”）難以區分為喻，說明沒有了“文”，君子同非君子就無從區別了。雖然說得有道理，但他實是欣賞為官者的“官氣”。再看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