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都是必然的”，當一種現實的社會關係尚未失去其必然性亦即存在的合理性時，真正的思想家隻會從如何鞏固之這個角度，提醒那個關係中的實際獲利者，千萬不可因為自己“犯錯誤”而導致自己利益的快速喪失。孔子就是這樣的思想家。在他的時代，君主和人民作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對立雖已明顯而嚴重，但還遠未失去其曆史必然性，就是說，還沒有一種關係可能取代，隻能通過“換君主”來緩和二者之間的矛盾。因此，作為“先覺者”和思想家的孔子，他決不會反對“君主製”，而又必然會教誨君主務必用愛民、重民、貴民、惠民等方式去對待人民，以換取“民易使”從而位子更穩江山更牢的結果。這就是他的以及他那時代的先進思想——“先秦民本思想”的實質。對“民本”的這個認識，老子也有的，他的表述是：“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老子》第20章）。這個思想，最恰切的表達應該是：“重民乃固權保位之本”，孟子表述為“民為貴，君為輕”，是很不準確的。他雖然激進，以至於主張可以革壞君主的命——“誅一夫”，但他難道是說君主成為“一夫”的時候，人民就可以起來推翻之，自己“選舉”一個領導人嗎？你要是這樣設想，就不是什麼拔高了孟子，而是太想入非非了。韋政通先生專門推究了孟子主張“誰來革命”的問題，他的回答是：“孟子認為有權革命者，是‘貴戚之親’。所謂貴戚之親，是指‘內外親族’，也就是說，君位的更易，仍以貴族為主。”質言之，這“革命”不過是在統治集團中“換君主”。這種“民本主義”，和今天的“民主政治”，簡直是毫不相幹的！從提出者的主觀動機、目的說，完全是為了統治者的長遠利益，從客觀上說，不過是保護了一下人民的現實利益。自然還要從時代的道德角度說，表明了提出者對人民有著深刻的同情，是他那時代的良心。就因為如此，作為儒家民本思想之繼承者和實踐者的後世的清官們，從對君主的關係而言，是真正的忠臣，就對人民的態度而言，是有良心的大好人、好官，而一旦人民起來造反，他們又總是主張鎮壓或堅決執行鎮壓政策的人。事實不就是這樣嗎？這不是他們人格的分裂，而正是他們“執德弘，信道篤”的表現——正是“民本思想”要求他們如此！
明確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淵源和實在內容，還要說董仲舒的思想和他的實際政治操作是對民本思想的背叛嗎？說他是在君主專製的新時期、新形勢下貫徹和發展民本思想，不是更好嗎？事實上，不僅董仲舒本人是個真正的清官，後來中國社會的清官政治，更直接的理論支撐，正是董仲舒的思想。
最後，讓我說幾句有“高度”的話：在“最古代”，當還沒有“領導人”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區分時，是談不上有什麼“民本思想”的，一旦有了這二者的對立，民本思想就“應運而生”，隨著這個對立發展到高峰——君主專製時期，這個思想也就被強調到極致；當專製政治不存在時，民本思想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基礎，歸於消亡。所以現代民主思想不是民本思想的發展，而是民本思想完成了“無—有—無”這個否定之否定以後產生的全新的思想，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民本思想”隻是民本思想的初級形式，君主專製時代的民本思想才是它的高級形態，故而必須說，董仲舒的體係正是“高級民本思想”的發端。
③董仲舒的君民關係理論，隻不過是作為他的“臭名昭著”的“三綱五常”說的首要的、核心的一綱——君為臣綱提出來的，而整個“三綱五常”的觀念，其實在孔子那裏就很完整地以“初級形態”存在著。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說極為有名，其內容眾所周知，他是用“天”來論證的，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這些我都不予涉及了，隻想指出：他這也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首先是繼承孔子。孔子沒有用“綱”字來規範君臣、父子、夫妻關係，但他對於這三個關係，也是把前者看做後者的“領導”，認為後者的德性就在於服從前者，否則就是不道德。這是沒有疑問的。他要求“事君以忠”，雖然還說過臣事君可以“犯之”，但沒有說可以“違之”，這當然包含著“君為臣綱”思想的萌芽。對父子關係，他則要求子孝，明確地將孝定義為“無違”，甚至說即使父輩錯了，也隻能“幾諫”，並且“見誌不從”後，要繼續“又敬不違”。這不是“父為子綱”的雛形嗎？《論語》中沒有涉及夫妻關係的記載，但孔子明顯有輕視婦女的思想。武王說自己有十個亂臣，他要把其中的一個女人排除在外，就是明證。他的名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不管怎樣解釋，包含有輕視女人的思想，是不可否認的。在他那時代，認為他不輕視婦女，倒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說他主張“夫為妻綱”，必不會委屈他。從18-7章看，他還一般地把“長幼之節”和“君臣之義”看做是“大倫”，是決不可以“亂”的，更表明在他心中，已有了樹立“三綱”的“初步設想”。
其次是繼承孟、荀。孟子有“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的名言，還說過為人妻者對丈夫要“畢敬畢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至於荀子，蔡尚思先生說：“荀子在很多問題上都反對孟子，卻從來不反對孟子關於君、父、夫三權的理論。”這是實情。荀子還明確說過：“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論》）可見孟荀在“三綱思想”上，比孔子走得更遠些，亦即更接近董仲舒一些。反過來，董仲舒的三綱理論，完全是承續孔、孟、荀的思想而來。
關於“三綱”，我最後還想說一個意思：我們其實不必把“三綱”要求設想得那麼可怕，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樣的表述，也不過是強調綱之為綱的不可違性而已，實際上不是說君可以無緣無故地僅憑一時“興之所之”就要臣下的命，也並沒有過這樣的實例。“三綱”是作為“體製”和道德原則存在的，既然是關於“雙邊關係”的規定，對另一“邊”就不可能毫無規定。不然的話，就無法解釋在君主專製時代，事實上也有不少像海瑞那樣的“犯上官”，以及對於丈夫休妻也有個“七出”的限製。任何思想能夠製度化，都是社會關係發展的客觀要求的實現，所以“曆史當事人”對自己時代的、我們今天看來簡直荒謬而且殘酷得不堪設想的規定，是“習以為常”的，甚至是懷著崇高的道德感情在自覺地踐履之、操作之，我們今天罵他們愚昧、太無自尊心的話，那隻是說明我們缺少“曆史感”——這才真是愚昧！且不說決不能如此看待幾百年、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是對於幾十年前高喊“三忠於，四無限”的現今還活著的老人，也不能如此看他們。
韋政通先生指出的董仲舒思想與先秦儒學對立的第三個方麵，是“心性”的方麵。他說：“先秦儒家到孟子，才有了心性的理論。孟子說心，不但肯定心為先天之善，且認為心乃人實現道德的主宰，所以仁、義、禮、智皆根於心，亦皆由心而發。荀子說心，則是從認知方麵去把握，他認為心乃道之工宰，也有主宰的意義。董仲舒說心，是欲‘義以養其心’，又說‘義製我躬’，則義不根於心，正是孟子所說的‘義外’。”“孟子由心之善而體認到性之善，仲舒則由人副天數的觀點來說性，以為‘天雨有陰陽之施，身亦有貪仁之性’。這種善惡混於性的說法，與孟、荀都根本不同。”這一點，既然不涉及孔子，我也就不必進行分析了，隻想指出一個情況：韋先生上麵的評價性介紹，並非學術界公認的觀點，例如金春峰先生的頗得學界好評的《漢代思想史》中的說法是：“董仲舒人性思想的精神是荀學，強調人心對惡的強製作用。”董認為：“人的自然之性本來具不善質，他說：‘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從這一點看，又與《孟子》接近的。因此，董仲舒的人性論，可以說是孟、荀人性論的綜合。”（見《漢代思想史》第56頁）其實，韋先生自己在作了上述介紹稍後一點也說：董仲舒“對先秦人性論三大家——告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有了解，似乎有意在綜合三家，其理論的歸結與三家又都不同”。還說：“和荀子一樣，董仲舒探討人性問題，從人之自然性出發。”可見他其實並不認為，董仲舒在心性理論方麵，與先秦儒學也“簡直是乾坤倒轉的”。
董仲舒思想是個龐大的體係，它裏麵有許多東西是孔子所沒有的，也一定有些地方與孔子的說法直接、明顯不一致，但不能說他塑造的孔子是假孔子。這就是我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