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明以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宣講的孔子之道
儒家被獨尊為官方意識形態了，當然不意味著“思想界”鬥爭的停止。最初，有所謂“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漢初的經書，是秦火以後人們根據記憶，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抄寫下來的；後來有人找到了不少古代“原版”的經書，那是用古文字篆書刻寫的，內容與流行的“版本”多有不同，從此，因所據“版本”不同，經學分為兩派，並得到這樣兩個名稱。董仲舒是今文經學派的代表），兩派都尊崇孔子，所以這個鬥爭可以說是儒學內部的鬥爭。後來，道家和佛學也起來跟儒學爭地盤，呈現出儒、釋、道相互鬥爭和相互吸收、滲透的局麵，魏晉至唐朝的情況就基本如此，隻是儒學始終處於支配和主流的地位。到了宋朝，產生了理學（也叫道學），開創者是周敦頤、張載等人，大發揮者是程顥、程頤兄弟，集大成者是朱熹，故俗稱“程朱理學”。理學內部也有分歧，與朱熹同時的陸九淵不同意朱熹的“性即理”，更強調“心即理”，故稱為“心學”，明朝的王陽明繼承陸的思想而大加發揮，於是又有了“陸王心學”的名稱。但這兩大派其實是大同小異，故仍合稱為“宋明理學”。宋明理學確實把儒家學說，或者說孔子之道，推到了一個更新的發展階段，故有“新儒家”之稱。但匡亞明先生認為，宋明理學是“對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二次大篡改”——作出他說的第一次大篡改的，就是我們前麵論及的董仲舒。
和董仲舒體係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不一樣，宋明理學頗有說理性、思辨性，程朱的理學也好，陸王的心學也好，都是如此。由於它更加從理論上強化了三綱五常說，又在倫理實踐上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明顯“不人道”的口號，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遭到了極大的批判，被斥之為“吃人的禮教”。它既然是儒學的最新發展和最高理論形態，人們自然也就把對它的批判直接看做是對孔子之道的批判。匡亞明先生把宋明理學說成為對“原始孔子思想的大篡改”，乃出於“為孔子辯誣”的用心，是明顯的。蔡尚思先生想要證明，孔子思想原本就是“封建專製主義的理論基礎”，自然不這麼看，相反，他認為經過宋明理學的教育之後，中國人六百多年中“都隻知以孔孟的是非為是非，實即以封建帝王的是非為是非，思想僵化到不可理喻的程度。隨之而來的，當然是孔子、孟子越發被偶像化，對他們的話稍有懷疑，便算犯了褻瀆神明的大罪”。“這樣，孔子學說完全變成了僵死的宗教教條，變成了封建統治者拒斥一切新思想、新學說的神學護身符。”恐怕也正是因為對孔子之道有這類的責難，才有了真假孔子的問題，以至有匡先生這樣的學者出來為孔子之道“正名”。因為朱熹其實隻是說，從漢代以後，孔子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他顯是著眼於“得行”，不是說人們宣講的孔子之道都背離了孔子的原意，因此，他隻是要求真正“行”孔子之道，不是呼籲為孔子“辯誣”。
到底該如何認識、評價宋明理學？對此本書不能詳作討論，隻想就它與孔子之道的關係講幾點意思，並且主要以朱熹的說法為根據。
第一，宋明理學作為自覺的官方意識形態，理當是繼承發揚孔子之道，而不是相反。
因為從社會和時代的客觀需求看，宋朝以後的統治者要保全他們的利益，決不是要求批判、篡改孔子之道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精神，而是相反。
從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到北宋末年的“靖康之恥”，這一千三百來年間，除盛唐那一百多年外，中國對外的國力，和中央對地方的集權與控製能力，基本的發展趨勢是由強到弱。這原因是複雜的，但大致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從古代傳下的宗法社會體製，越來越不適應新的情況，即越來越不能推動國家走向富強，相反，越來越顯示出拖發展後腿的弊端；二是盡管如此，經過一千多年了，從個人方麵看，經濟的獨立性比以前還是逐漸有所提高，思想也比以前解放了，就是說，傳統習俗和現存體製對個人的實際約束力相對地減弱，人們的思想、觀念則具有了或發展了“批判力”，以至敢於和習慣於對傳統采取“審視”的態度了，以致使國家、“中央”的凝聚力日漸降低。這當然與社會生產力特別是科學總是在發展密不可分。這兩個原因和導致的上述結果說明，這情況下的統治者所期望的，必是加強中央集權以穩定國內局勢，同時增強國力以對付國外勢力。換言之，這時的思想家所感受、體認到的時代課題，和孔子的時代一樣，也在重建社會秩序和安定人心這兩個方麵，具體地說就是：強化君權，讓大家的思想統一到“忠於皇上，服從中央”這上麵來。社會要求和時代課題的這種一致性或者說相似性，使得宋代的思想家和孔子的思路也一樣：希求找到一個足以安定人心統一人們思想的東西，讓它起作用的結果是把人的實際行為引向有助於實現前一個目的的方向。
孔子的時代，人們的思想是幼稚的、純樸的，重建社會秩序的任務又可歸結為重振周禮的權威，所以他可以從傳統觀念中拎出一個“仁”來，以仁釋禮，又把仁宣稱為人的本性，“為仁由己”，就解決問題了。一千年後的宋代，人不那樣“老實”——愚昧了，有了一定的科學知識和批判能力；專製君主——皇帝雖已不能掌控全局，但仍有名有實地存在著，因而重建社會秩序不是一般地要求恢複遭到破壞了的體製，而是要樹立起這個現實的君主的絕對權威，強化皇權政治結構。因此，這時需要的是一個精致的理論，它具有相當的論證性和說服力，能夠讓人們從理論上去信奉它，而不是憑著人們天生有的例如孩子對父母的依賴感或“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那種“自然情感”，就足以博得廣泛的認同。在內容上，它必須和孔子的“仁”、孟子的“仁義”、董仲舒的“天意”一樣，既推動人去踐履現存的道德規範，實際上是做奉獻和犧牲，又讓人得到一種精神的快慰，覺得自己“更像一個人”了。宋明理學就是應這個時代要求而產生的。十分明顯，從這個產生背景看，宋明理學“理當”不是反孔子之道的，而一定要是孔子仁學理論的基本精神和內容的發展和升華。
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提出這樣的問題：“宋明理學由宇宙論轉向倫理學的這種邏輯結構的現實曆史依據何在？”（理學的開創者可追溯到周敦頤，周敦頤的體係是個宇宙論）接著他粗略地回答說：“這大概與北宋中期以來相當緊張的內憂外患和政治鬥爭（如變法鬥爭的嚴重性、持續性、反複性）密切相關，社會課題和民生凋敝在當時思想家頭腦中占據了壓倒一切的首要位置……另一方麵，一個以廣泛世俗地主階級為基礎的寶塔式的皇權政治結構，比前期封建製（有更多的外在經濟、社會製約和門閥等級等），要求為這個社會和個體堅實樹立起‘三綱五常’、‘明人倫之本’的統治秩序，也更為迫切和重要。”這個分析應該說是切合實際的。他在為這段話作的注中說：“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漢代，‘孝’被置於首位，宋明以來，‘忠’（忠君）比‘孝’更為突出，這正是由於適應封建社會後期的原故。”這是事實的印證。據此我要說：君主專製製度，由秦始皇創立到辛亥革命被廢除，經曆了兩千多年，從時間順序看，它是日漸走向滅亡，從人的思想觀念上說，它是越來越被強化，這正是曆史發展的規律，似乎不合理，但很好解釋：就因為它在走向滅亡，所以從它得到利益的人們，也即希望它保存下去的統治者，才更要求強化它，故而在思想理論界更加宣傳它的“優越性”、“合理性”、“神聖性”、“天意性”。這裏又用得上弗洛伊德說的那個意思：畢竟沒有必要去提倡一個人人都本來就很願意去做的行為。從這方麵看，朱熹等偉大的思想家，也和孔子一樣，其理想目標注定不能實現，同樣是烏托邦，你說他們是逆曆史潮流的、反動的，也可以。
宋明理學的產生，自然也有思想理論自身發展規律方麵的原因，例如和佛家、道家的鬥爭，要求儒家提高自己理論的“層次”，不能停留於常識性的或迷信性質的論證和批判，同時也在鬥爭中吸收人家的東西；儒家把人的本質說成是有道德，以此明人禽之別，這也會促使它弘揚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能動性，進一步闡明“孔顏之樂”的根據和達到的可能性；儒學為“入世哲學”，關心政治，勸人立德、立言、立功，爭取內聖外王，則推動它從更大的視野談論社會倫理問題，以提高論證性和說服力，同時又把全部結論落實到“修齊治平”上來，以防“理論提高了，人卻出世了”。所有這些，本書也都不能評論，但我必須說，也可以說，這些因素至少不必然導致宋明理學背離孔子之道，相反，認定它們是促使儒學走向深化、“精致化”的力量，更加有道理一些。這一點，後文還將論及。
第二，從朱熹等人的言論看，他們是維護孔子之道的，他們的“為人狀況”更證明他們是孔孟之道的忠實的踐履者。
我這裏說的“言論”，首先是指他們的那些帶有“明誌”性的說法。被公認為宋明理學的先驅、李澤厚看做是“奠基時期”的“關鍵代表”的張載（張橫渠）說過，他的誌向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著名的“橫渠四句”，就屬於這種言論。這話的“儒家味”很濃，他說的“往聖”，至少包括孔子在內。可見宋明理學的開創者們是以承繼和發展孔子之道為己任的。《宋史·張載傳》就說張載兼負“反佛、道，興儒學”的使命，還說“張載治學以《易》為本，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
宋明理學“成熟時期”的“關鍵代表”朱熹，在他的《論語序說》中引程子話說：“今人不會讀書，讀了《論語》還是那個人，便是不曾讀。”這“程子”肯定是指“程朱理學”前期代表二程（程顥、程頤）中的一位。這話頗能說明，程、朱是把《論語》當“人生指導”來讀的。既如此，要說他們塑造的孔子是個假孔子，不作出強有力的證明，那是不能讓人心服的。朱熹自己則說：“《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賅孔子大概使人優遊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概是要使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朱子語類》卷十九。“七篇之書”是指《孟子》，因為《孟子》由七篇文章組成。）這自然是在評論《論語》、《孟子》，但說是在申明他信仰孔孟並希求發明孔孟之道，不更好嗎？
陸王心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派，其前期代表陸九淵說：“某少而慕古，長欲窮原，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是同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複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群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陸九淵集》第485頁）他這是明確聲明他是以“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說”為己任的。
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程朱理學“關鍵代表”之一的王守仁，是因為不滿於朱熹的“心、理為二之弊”，而提出“心即理”這種“一元論”的，所以用今天的話說，他是從“更右”的方麵去發展程朱理學，把孔孟之道說成是人心中本有的“天理”了：“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答顧樂橋書》，載《王文正公全書》）這位陽明先生，少時就立下了成為儒家聖人的誌向。據記載，王陽明幼年喜下象棋，常因此耽誤功課，一天，其父一氣之下，把他的象棋扔入河中，他很受震動，頓時感悟，於是寫詩一首以明誌，最後兩句是：“炮聲一響天地震，忽然驚起臥龍愁。”可見他從小就是以諸葛亮這個中國人心中的“道德完人”、“儒家人格榜樣”自喻和自許的。他後來確實成了封建社會的聖人、真三不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