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上的分析未免簡單化，但一點沒有曲解。由此可知，宋明理學確實是對“原始孔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教人道德地行動，也即自覺地排除私欲的幹擾嚴格地遵循現行倫理規範（“克己複禮”）這個一般目的方麵，是完完全全的繼承；在作論證的方麵，有極大的發展，使得幾乎談不上有論證，幾乎不配稱為一種“學說”的“原始孔子思想”，形成為一個精巧的、完整的，還很有點思辨味道的理論體係，又仍然是一個關於人的行為的“心性學說”。
我以上這樣介紹、講解宋明理學，可能引起讀者誤解，以為我是在批判它。不，我隻是從它“本來是怎樣的”來證明它確實是“宋明時期的孔子之道”。從評價方麵說，我倒要指出以下兩點。
一是宋明理學同樣高揚了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能動性，教人從“我是一個真正的人”這種體驗、領悟和自我確認中，去享受作為人的幸福和精神快樂。我反複說過，道德行為是不要求回報但又必有回報的，回報形式之一就是讓你獲得“良心安慰”之類的情感。宋明理學同樣許諾人，按照它的理論去履行道德義務，努力於“存天理，滅人欲”，將會得到最大的“人的幸福與快樂”，因為這種幸福與快樂已經不是建立在自然欲求也即動物本能的基礎上，而是以理性對感性的支配、主宰為根據和表征了，因而意味著人性對動物性的超越，理當屬於更高的層次，更加顯示人作為倫理主體的崇高與偉大。這樣高揚人的主體性、能動性，也是對孔子之道的繼承與發展，因為與孔子說的“為仁由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等等，在“精神上”、“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這種倫理主體精神和道德情操力量，就是孟子說的“浩然之氣”，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正氣”。這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所在，是值得我們永遠繼承和發揚的。前麵說了，宋明理學的創建者們，他們自己是都充分地發揚了這種精神的。
二是對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之類口號和“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語出《二程全書·遺書二十二》，此話亦為朱熹引用）這類說法，我們也不可理解得太簡單太絕對了，說者其實也不過是在強調，當麵對“天理”和“人欲”，也即實現道德人格追求和滿足世俗物質欲望這二者不可得兼時，必須選前者而舍後者。這在孔子那裏，就是“擇不處仁，焉得知”。“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在孟子，則表達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和“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文天祥則說成“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因此，不加分析地說這是在宣傳禁欲主義，一般地斥之為“以理殺人”，是不恰當的。確實有愚昧、迂腐、自私、殘忍又讀了幾句古書的地主、老財，利用這類話來懲治別人以謀其私，但他們其實是“假道學家”、“偽君子”，不能代表宋明理學的精神。程、朱、陸、王等要真是宣傳愚昧的禁欲主義，他們的理論是決不可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得到認可和傳播的，因為禁欲主義根本違背孔子的也即我中華民族的實用理性精神，前麵說了，實用理性精神才是孔子之道和我中華民族精神之綜合的，從而也是最根本最本質的特點。其實，當“人欲”與“天理”相對時，已並非泛指人的自然欲求，更不是指正當的物質利益，乃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自私自利之心”，它是將人引向不道德的行為，怎麼不該“去”，又怎麼不可以“去”呢？我如此解釋“人欲”，有朱熹的這個說法為證：“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語類》卷十三）他不明明把純粹的自然欲求也歸入“天理”，隻是把過分的要求——“美味”看做“人欲”嗎？這裏顯然還蘊含這樣的意思：追求“美味”將影響他人滿足“天理”，如果事實情況確已達到“美味”也能人人共享，即你的追求不影響他人時，這“美味”也就不再是“人欲”，應歸入和飲食一樣的“天理”，不必“去”了。這是多麼地務實！正因為不違實用理性，所以宋明理學才得以成為在我中華大地流傳七百餘年的官方和民間共享的“全民的哲學”！
程朱理學被當代哲學家們定為“客觀唯心主義”，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理”（天理）這個主體在它那裏被客觀化了，不就是人心。但要讓一個純客觀的東西來約束、支配、主宰人的表現為七情六欲的“人心”（“人欲”），隨你怎樣“彎彎繞”，或用“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朱子語類》卷十八），和“仁義禮智信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朱子文集》卷五十九）這類的不講道理實為強詞奪理的斷語來“斬釘截鐵”，都難以湊效。加之還需要用獲得“孔顏之樂”、達到“合天人”的境界來吸引人去踐履它，而這種快樂和境界，人終究是用“人心”去體認、去領悟、去感受的，所以朱熹的“理”、“天理”始終不能和“人心”、“人欲”完全劃清界限，總是實際地糾纏在一起。他用“飲食”和“美味”來比喻“天理”和“人欲”的區分，已表明了這一點。不僅如此，他甚至還說：“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人欲無硬定的界”、“人欲中亦有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以至於承認：“若是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近思錄集注》卷五）據此，我們就更不能認為，朱熹們真是要求人們在一般情況下也心甘情願地不吃不喝，一心撲在忠君孝親的“倫理事業”上！
大概就是因為看到了程朱理學的上述困難，陸九淵、王陽明不滿於將“道心”（天理）和“人心”（人欲）分開，主張把二者統一起來，陸象山說：“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陸九淵集》卷三十四），王陽明則進一步說“心即理也”、“心也，性也，命也”，並在這基礎上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王文成公全集·與王純甫書》），在這個基礎上達到“知行合一”的結論，以與朱熹的“知而後行”的主張相區別。這就是陸王心學不同於程朱理學之處。但宋明理學的這個內部區別，對我們來說沒有太大意義，因為二者在繼承孔子之道，高揚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能動性，要求人自覺地去“明天理去人欲”（實即“克己複禮”）這個根本點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關於陸王心學的具體內容，我就不作具體介紹和分析了。
現在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總的論斷了：宋明理學是應它的時代的要求——鞏固中央集權以穩定社會秩序，強化道德意識以安定人心，配合儒家和佛家、道家作鬥爭的需要而產生的，這個時代的、社會的根源使它的根本目的和體係建構，都是為了論證當時流行的道德的必然性、合理性，教人自覺地、無條件地去踐履它，因此，它完全是孔子之道在新時期的發展，它宣講的道是孔子之道，給出的孔子是真孔子。
（四）上世紀的批孔運動
孔子的時代是春秋時代，有周天子在，有諸侯國的國君在，那時的“禮”的作用，從根本上說就是明貴賤、別等級，教人按自己的“名分”行事，以這種方式去達到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秦朝統一各諸侯國，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統治以後，直至清朝末年，社會生活雖然有極大的變化，但就人和人之間的政治——倫理關係而言，基本上還是孔子時代的局麵：仍然是貴賤分明、等級森嚴，君主（皇帝）處在全國權力結構的頂峰，“基層”則是家長製，父親們是各家的主宰者。換言之，從秦朝到清末，中國的“禮”——社會體製、道德規範、風俗習慣，仍然是起明貴賤、別等級、嚴名分的作用。就因為如此，作為孔子時代的社會存在狀況之反映的孔子之道，竟然在秦以後的兩千餘年中，繼續作為社會的“主流意識”、統治思想發揮作用，其“忠君尊王”這個基本點，還得到了比以前更大得多的強調，因為秦始皇以後的“皇帝”，比孔子時代的“君主”，集權更多，權力更大，而“君”，正是貴賤中的最貴者，等級中之最上者，名分中之最高者，是整個政治——倫理體係中的核心，從而對他的態度也就成了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根本標誌。可想而知，一旦君主製度被推翻，社會上根本沒有了“君”，以維護他的權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體係，一定也就同時徹底崩潰了，社會將掀起一場對它的批判運動，以求找到、倡行一種新的適應新形勢的倫理體係。這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後不久就發生了“打倒孔家店”運動的根本原因——時代背景。
匡亞明先生說：“近代中國曆史上對孔子曾發動過三次大規模批判。”他說的第一次，是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發起和推動的反孔活動，其內容，據匡先生的介紹，是洪秀全說過一句“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太平天日》），和“太平軍所到之處，常常拆孔廟、焚儒書”。這倒是事實。但我以為，洪秀全的批孔，完全是因為他也想做皇帝，所以才反對教人們擁戴當今皇帝的孔子之道，而不是要否定作為孔子之道的根本的東西。從他後來尚未當上皇帝時就自稱天王，大行專製帝王之道看，一旦他掌握了全國政權，真做了皇帝，他是又會倡行儒學，宣揚三綱五常的。匡先生也說，“可是他們在實踐中恰好是大大發展了孔子思想中的糟粕（封建等級製和“忠君尊王”思想等）”。因此，太平天國的批孔沒有曆史必然性，隻是農民起義過程中的“插曲”，不值得作為孔子之道發展史上的一個必然現象來重視——我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大多主要是以維護孔子思想作號召的，因為孔子主張德治，起義領袖的初衷如果隻是反抗過頭的壓迫，並無自己做皇帝的野心，更必定如此。
匡先生講的對孔子的第三次大批判，是指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動的“批林批孔”和“評法反儒”運動。那次運動持續的時間隻有幾年，但規模確實巨大，把全國人民幾乎無一例外地動員起來了，而且隻有批、罵、砸（孔廟之類），沒有（實為不準）一點為孔子辯護的聲音。那真是一場“空前絕後”的大批判，原因是那個批判是由一個高度集權因而對敵方發起進攻的效率極高的政權，為著一個明確的政治目的而組織、發動起來的。那次批孔運動完全是一場“鬧劇”，參加批判的積極分子，特別是重視自己學術聲譽的學者，後來多為自己的那次經曆感到悲哀和羞愧。匡先生說：“這個事件告訴人們，尊孔是反動的，批孔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是反動的。”我則要說：尊孔未必是反動的，懷著狹隘的政治目的來組織批孔、要挾人們參與批孔，必定是反動的。因此，那次批判隻能說是“孔子之道發展史”上的“非正常事件”，對於認識孔子之道沒有什麼意義，我也就不予涉及了。
真正值得認真反思和總結的，是作為辛亥革命幾年後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方麵、一部分內容的批孔熱潮，也就是匡先生說的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的第二次批孔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