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批孔運動的“近因”，即直接引發人們起來揭批儒家、孔學“罪惡”的，乃是政治情勢，而非人們認識的突然提高。按說，清王朝推翻了，君主不存在了，以宣揚“忠君尊王”、“三綱五常”為第一要義的孔子之道也就會自動地逐漸地走向“銷聲匿跡”，如果沒有一種“刺激”，原本反對它的人們對它也隻會由敢於不敬而公開蔑視以至終於淡忘它，並沒有起來加以攻擊、批判的必要了。大的曆史事件往往就是由這種“刺激”引發的。“刺激出”那次批孔運動的，是辛亥革命後當上了大總統，但居然進而想當皇帝的袁世凱。在已經推翻了君主製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又想給中國人“請回”一個效忠對象、主人，這恐怕有些困難，於是袁世凱請出孔子來作輿論準備，論證說，隻有帝製才符合中國國情。對此，魯迅看得比較清楚：“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重新記得，不但恢複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出現的便是帝製。”（《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這一下，不想再有個皇帝作自己的“綱”的中國人冒火了，於是群起而攻之，由批袁而批他的“國情論”，進而批孔。很明顯，這樣引發的“批孔”，實際上是“反帝製”，祭孔者和反孔者都隻把孔子與君主聯係在一起，並不著眼於也無暇去多考慮這個聯係的深層原因和意義。
我上麵這樣說，是“把曲折的曆史拉直了”。袁世凱提倡尊孔、讀經和組織孔教會，將孔教定為國教，等等，目的是為他複帝製當皇帝作準備，這在最初，是隻有他和他的嘍囉們“胸有成竹”的，其他的人多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才看出袁世凱的這個用心並起而揭露之。而且，還不乏這樣的人：既堅決反對恢複帝製，也衷心擁護把孔教奉為國教來加倍地尊奉之。這頗能說明：孔子之道與君主製的關係其實不是表麵的、直接的、必然的，從這個聯係直接受益的人——君主和他的“貼身奴才們”，才最能領會到孔子之道對他們“擴權固位”的作用，因而必是直接從這個作用去看待孔子之道的。其他的人，由於著眼點乃在孔子之道的“維護秩序、安定人心”的作用，對於這個聯係則是將它納入“秩序”的係統中去考慮的，所以隻在君主事實上對於“秩序”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時，才也一定要求尊君，當君主業已不存在了時，自然可能認為：君主可以不要，秩序不能沒有，人更不能不講道德，因而孔子之道廢不得。這是符合事理和人的思維邏輯的，至於抱這種主張的人這樣說有無別的原因和用心，那是另一個問題。
蔡尚思先生談到當年“袁世凱把祭天祀孔作為登極加冕的演習”時說：這“難道是偶然的現象麼？同樣反對袁世凱做皇帝，卻和袁世凱一樣主張定孔教為國教的，不是大有人在嗎？假如在倒袁的同時，看不到尚未被辛亥革命觸動的封建意識的汙泥濁水也迫切需要一起倒掉，那麼去掉一個袁世凱，就能避免帝製運動（不再）發生嗎？”他似乎認為，在皇帝實際上已被趕下台來了的“民國”時代，隻要還尊孔，還推行孔子之道，就必然導致帝製的複辟，換言之，孔子之道是與君主製不可分的。這恐怕言過其實了。不必作理論上的論證，僅憑孔子之道並未受到什麼批判，帝製卻被推翻了（辛亥革命把皇帝趕下台來，不是靠的批孔，這應該不會有爭論吧？）和袁世凱以後雖有批孔熱潮，但其實對孔子之道的根本並沒有多大觸動，而帝製卻沒有也絕對不可能再行恢複這兩個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
其實，袁世凱把孔子抬出來為他複辟帝製作輿論準備，對於那次的批孔運動，隻是起了上麵說的“刺激作用”，遠不是重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乃在皇帝趕下來了，封建社會理該結束了，於是，中國從此該向何處去的問題成了當時中國人必須回答而且頗為迫切的“時代課題”。思考前麵該往何處走，免不了要回頭看一下後麵的路是怎樣走過來的。那時的人當然地把支撐著封建社會和君主製度的思想體係歸結為孔子之道（當時叫“孔孟之道”），因為兩千年來，這個“可惡的舊社會”正是把儒家學說當作官方意識形態向人民灌輸的。每當這時候，“不破不立”一定會成為人們自發選擇的“思想路線”。於是，一場“為民主中國開道”的批孔運動，在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知識分子頭腦中由醞釀到成熟到終於表現出來——成為口頭的和文字上的呐喊。這才是上世紀初那場批孔運動的真實的原因，真實的由來。
為那個呐喊提供“平台”的，是當時的《新青年》雜誌，其主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陳獨秀。既然是為了批判封建專製而批孔，是因為認定了孔子之道是“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才要批判它，而當時人心中的“封建”就是君主專製的政治和“三綱五常”的倫理，所以十分自然地，最初的批判集中在批“儒者三綱之說”（陳獨秀語，見《獨秀文存》）。蔡尚思先生說的“易白沙的第一槍”，就是指發表於《新青年》1916年2月號上的易白沙的《孔子平議（上）》一文，該文的要害是指責“孔子尊王權漫無限製，易演成獨夫專製之弊”，“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製之弊”。但易白沙並未說要打倒孔子，在袁世凱帝製失敗以後發表的《孔子平議（下）》中，他就聲明說，他的目的不過是“使國人知獨夫民賊利用孔子，實大悖孔子精神”。可見批孔的“第一槍”完全是為了反對複辟帝製這樣一個政治目的，即僅是反對“利用”孔子，還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批判孔子之道。
是民國了，儒家學說、孔子之道已經失去了政治勢力的保護，利用它來複辟帝製的活動很快失敗，更向人們昭示，它可能再也不會得勢了；所以在那時，批孔已經不是政治上的禁區，頂多會有“道義上的風險”，在有些人，還把它當作表現“思想新潮”的標誌。在這個背景下，批孔的言論、文章自然日趨增多，用詞逐漸激烈。但即使如此，也仍然停留於批三綱五常，似乎孔子之道本來就隻是一個宣揚和論證三綱五常的倫理學說。被胡適譽為“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以及公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的魯迅，也主要是把孔子之道當作束縛、壓抑人性的道德思想，即所謂“吃人的禮教”來批判；就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同樣如此，他的一篇具有“討孔檄文”性質的文章，在曆數“綱常名教”之弊後，總結性的話也不過是：“孔門的倫理是使弟子完全犧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麵的義務的道德。”（《李大釗選集》）應該說，這種批判並未擊中孔子之道的要害，甚至不是對著孔子之道本身而發，因為現在我們應該明白了，傳承下來的孔子之道作為一個“道”，也即作為一種理論，乃是對於人必須和如何遵行現行的“禮”——製度和規範，所作的一個“人性論的解釋”，而不是向人推薦和強行灌輸一個具體的禮製。如果它竟和特定的禮製相聯係，那麼，和它聯係的乃是周禮，它在秦代時就滅亡了。如果認定漢代以後仍然是孔子之道在支撐著“三綱五常”的封建社會，就無異於承認，它是可以為不同的具體禮製服務的，可以成為不同禮製（製度、社會）的精神支柱，於是就隻可以說，批倒了它，也就批倒了那個必須以它為支撐的禮製，但不可以說，推翻了那個曾經以它為支撐的社會、禮製，也就證明了它是錯誤的。這就像沒收了依靠拐杖走路的人的拐杖，他就不能行走了，但他死了，那拐杖卻仍然可以使用。這裏，用三綱五常和周禮沒有太大的區別，漢代以後的封建社會和春秋時期的社會沒有太大的區別來辯解，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孔子之道和周禮的關係，其實也是支撐和被支撐者的關係，二者不是一回事，就因為如此，孔子之道並不隨周禮的逝去而湮沒。
就因為孔子之道與帝製的聯係本來就不是必然的，所以當袁世凱稱帝歸於失敗，中國人應該已經確信帝製不會在中國複辟了以後，批孔的熱情卻並未因之消退，在五四運動期間和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反而更加廣泛和深入了。這原因，和爆發五四運動的原因是一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不僅沒有受到相應的尊敬，在處理戰後事宜的巴黎和會上，其應得利益竟被其他列強所瓜分。這是我泱泱大國的奇恥大辱！於是爆發了以熱血青年為發起者的五四愛國運動。人們自然進而思考為什麼如此受欺蒙羞？再聯想到鴉片戰爭以來的受欺淩的曆史，原因是明擺著的：因為國家太貧弱，“人弱被人欺”！於是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如此貧弱？答案又明擺著：我們科學不發達，所以經濟上不如人；我們搞專製，不民主，所以政治上不如人。就這樣，五四運動由對外的反帝運動，轉化為對內倡導科學和民主的運動，舉起了“賽先生”（Sciance）和“德先生”（Democracy）兩麵大旗。再一冷靜，自然又會追問：我們中國人很聰明，有五千年文明史，為什麼竟在科學和民主兩方麵落後於人了？這問題的答案就不是明擺著的了，就難說了，就因人而異了。於是出現了兩大派。韋政通先生提到這兩大派時說：“曆史上從來沒有像我們這時代，對孔子的了解竟有兩種大不相同的形象和相反的態度。一種是民初新文化運動時期，西化主義者所塑造的，他們不否認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因為他們要孔子負中國文化一切缺點的責任。中國為什麼沒有民主？由於孔學。為什麼沒有科學？由於孔學。為什麼有吃人的禮教？也由於孔學！一時間孔子成了眾矢之的，傳統時代象征神聖的廟堂，這時代變為萬惡淵藪的‘孔家店’。”“另一種態度是新文化運動以後興起的傳統主義者所代表的，他們對傳統的孔學具有無比的熱情和信心，相信孔子所創建的道德文化和倫理精神，不僅在過去是中國文化的主導，今後在世界文化的發展中仍將是具有領導性的原理。”韋先生說的對孔子的前一種態度，實際上就是指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一方麵、一部分的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的批孔運動——“打倒孔家店”，這是後來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作出的概括，“曆史當事人”並未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