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瑛
抗戰時期，我家隨在武漢大學機械係任主任的父親郭霖，遷往四川樂山，在那裏度過了我的少年時代。1941年小學畢業，我考取了樂嘉中學（後改名為武大附中），在中學我結識了同班同學楊衍枝，她是樂山惟一一所仁濟醫院院長之女。長得眉目清秀，性格內向，舉止文雅，擅長書法，那時的我也性格內向，膽小靦腆，不苟言笑，隻知讀書。相似的性格使我們兩個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1942年，班上來了一位新同學，叫陳小瀅，她是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源（陳西瀅）之女。她聰明伶俐，天生活潑，耿直豪爽，性格外向，頗有些男孩子氣。她膽子特大，敢攀高上樹，爬吊繩，落地時雙手磨破了皮，鮮血直流也不在乎。她的個性雖然與我和衍枝截然不同，但是我們居然一見如故，坦誠相交，每天上學都是結伴而行，暢談個人理想抱負，議論戰爭，談論形勢，關心國家的存亡，很快就成為了形影不離的朋友。
武大是一所學術空氣很濃的學府，從1937年開始，周恩來、陳獨秀、郭沫若等人曾先後來武大演講，傳播進步思想。武大附中的曆史老師上課時，結合國內形勢，分析戰爭情況及當前中國危機給學生灌輸愛國主義的思想，激發我們的愛國熱忱。生活在這樣一個進步思想氛圍中，我們雖小，也令我們小小年紀就樹立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抗擊日寇的強烈願望。
當時小瀅家訂了很多報紙，其中有一份《新華日報》，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共產黨解放區的一些情況，我們都感覺到共產黨才是真正抗日。我們三人憧憬著有一個民主進步的新社會來替代國民黨統治的社會，我們願意為抗日貢獻自己的一份菲薄力量，可惜報國無門。那時我們最敬佩《水滸》中的綠林好漢，無事時常在一起背誦一百單八將的名字及綽號，還各自選擇了一個與自己性格相似，自己所崇拜的好漢名字作為自己的外號。小瀅性急自稱“霹靂火秦明”，我則因做事動作魯莽，選擇了“黑旋風李逵”，這還不算，看了《三國演義》後我們又想當英雄，學桃園三結義結拜成樂山三姐妹。三人中我長得比她們兩人高，被稱為劉備，衍枝是關公，小瀅年齡最小，隻能當張飛了。說心裏話，我們並非想當什麼英雄好漢，隻是借古諷今，對國民黨不積極抗日宣泄怒氣而已。
由於誌趣相同，我們課後經常一同去武大校園看壁報和進步刊物。主辦者與地下黨有聯係，有時也如實報道《新華日報》的內容，刊載一些來自淪陷區流亡學生思念家鄉和充滿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要求抗日的文章。這些報刊使我們認清了腐敗的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險惡用心，更加激發了我們的愛國熱情，樹立起犧牲自己，保衛國家的遠大理想。
樂山當年是處於四川西部的一個偏僻小縣，靠近西康。剛到四川時，生活還算穩定。可是，1939年8月18日日本侵略者出動了36架轟炸機，飛臨樂山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彈和燃燒彈，頃刻之間小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三分之二的街區被夷為平地，約兩萬人在熊熊大火中喪生，其景象慘不忍睹。短暫安定的生活隨即被日寇的轟炸毀滅。
從此，武大師生的日子每況愈下，學生靠貸學金生活，經常以醬油加水當菜下飯。大學教授的生活也十分拮據。物價飛漲，有時竟然百倍增長。當時武大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中文係教授蘇雪林，曾將自己準備養老用的積蓄“兩根金條”捐獻給國家作為抗日之用，由於物價飛漲，生活極端貧困，她隻得靠自己種菜維持生活；我的父親胸懷滿腔愛國之心，捐出積蓄的1000銀元，並日以繼夜地設計水雷快艇以抵抗日寇的水上侵犯，但未被國民黨采用。他還為了減少作戰時前方戰士的傷亡，親自設計了鋼盔和防毒麵具，在校辦工廠製造，供前方戰士使用。由於生活貧困，積勞成疾無錢醫治，父親於1942年2月英年早逝。武大曆史係主任教授、我班同學吳令華的父親吳其昌伯伯，在“九一八”事變後，為要求政府出兵抗擊日寇而絕食到南京政府請願。他在武大期間，一直堅持把授課科研與宣傳抗日結合起來，宣講撰文以愛國主義教育學生，為宣傳抗日寫論文百餘篇。終因生活貧困，勞累過度無錢醫治，在我父親去世兩年後，也被疾病奪去了生命。那時我們看到吳令華為父親穿戴的孝衣非常難過。
不久，日寇大舉進攻四川周邊省市，廣西、湖南、貴州等省的大城市相繼失守，四川處在日軍包圍之中，國家危在旦夕。凡有一分愛國之心的人，都不能容忍日寇欺侮我中華民族，都不甘當亡國奴。這時報上刊載動員青年學生參加青年誌願軍的號召，提出招收十萬知識青年入伍，組織青年遠征軍，抗擊日寇，保衛中華民族。街上貼出大標語：“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我們的血沸騰了。
1944年12月1日，年僅十四歲的我、小瀅與衍枝破指寫下血書，棄學報名從軍，終因年齡太小未被批準，小瀅難過極了，徹夜未眠。在燈下讀《正氣歌》。她幹姐看了心疼地說，小瀅這孩子簡直把心完全獻給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