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源，字通伯，號西瀅，1896年生於江蘇無錫。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留學生，16歲赴英，從中學讀到大學，在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與文學，26歲獲博士學位。學成回國，即在北京大學外文係任教授。他是《現代評論》周刊創辦人之一，因撰寫該刊的“閑話”專欄文章聞名於世。1929年至1943年，他出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1944年再度赴英，在中英協會任職。抗戰勝利後，他成為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常駐代表，直至1966年退休。然後定居倫敦，1970年病逝。
陳源教授因1925年北京女師大學潮與魯迅打過筆戰，站在進步學生及魯迅的對立麵，所以一些人認為陳落後的看法就此形成。他從1924年到1927年間在《現代評論》和《新月》上發表了許多篇散文，並親手編輯了《西瀅閑話》。他很少寫其他文章，其後把絕大部分精力用在教書和文化交流上，仿佛從寫作界消失了。他的《西瀅閑話》大都是時評、戲評、影評、書評、作家評，切入時弊，臧否人物。他對於當時的北洋軍閥頗為不滿，指責政府當局貪汙腐敗。現在我把《西瀅閑話》的主要論點分述於後，借此可以洞察陳源教授的為人和處世。
一、值得稱讚的民族自尊心
在一篇《“烏龜坐電車”及其他》散文裏有這樣的話：“上海依舊是上海，可是這一次（五卅慘案後）上海在我心坎上刻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在我的意想裏發生了一個恐怖的夢魘，上海完全是外國人的上海，不久中國就會不知不覺地變成外國的中國……你如再像我一樣的到靜安寺路和霞飛路（當時分別為英租界和法租界，後者現改稱淮海路）及那裏的附近走走，你就看見十年來添了許許多多美麗的花園和舒服的別墅，裏麵住的都是黃頭發、藍眼睛的人，中國人住的是好像蜂巢似的小弄裏的小屋子，……工人們一家住一間半間屋已經大不容易了。”
“總而言之，他們西洋人是貴族，中國人是他們的奴隸；他們西洋人是享樂者，中國人是供他們的生產者。”一個深受英國文化熏染的中國知識分子竟能迸發出對殖民主義列強如此的義憤，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陳源教授所見到的情況現在完全見不到了，中國人民已經成了自己國家的主人。陳教授如在九泉有知，定會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二、鞭笞舊中國的官僚製度
在《共產》一文裏，陳教授寫道：“做事的拿不到錢，拿錢的不做事，拿錢少的做事愈多，拿錢愈多的也做事愈少。”“一個人孜孜的一天工作了12點鍾還衣不蔽體，食不飽腹，妻子蓬頭垢麵，兒女呼號啜泣……這樣的製度不掃除怎能叫中國人不想做官？”
在《官僚》一文裏，陳對於官僚的刻畫真是入木三分，且看：“官僚的秘訣，就是在雖然他不說一句實話，他卻自己相信他的話句句都是真，這道理非常淺顯。一個人自己還不相信自己的話，怎能使別人相信呢？所以我們猜想官僚腦部的構造與常人是不一樣的；除升官發財那一個統一的機關外，其餘都是互相隔絕的部分；要作弊的時候開甲部，其餘部分閉塞了；好像一個櫃上有好幾個龍頭，開一個流出來的是水，開第二個流出來的便是酒；又好像話匣子，放上一張唱的是生，放上另一張唱的便是旦”，“他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盡可能在十分鍾內相矛盾四五次，而每次都剖心瀝血，叫人信服他的誠意。他自己妻妾滿堂，對人卻高談女權；他自己營私舞弊，在人前卻能痛哭流涕地痛恨官僚的腐敗。”
三、不以政見相左而輕其文
在《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上）》一文中，陳說：“我要舉的代表作品是鬱達夫先生的《沉淪》，和魯迅先生的《呐喊》！”“魯迅先生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人民風物，都是很好的作品。”“阿Q不僅是一個type（典型），而且是一個活潑潑的人，他是與李逵、魯智深、劉姥姥同樣生動、同樣有趣的人物，將來大約會同樣的不配的。”“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