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也接著跑向過道，然而，他卻萬萬沒有想到，那裏正是火源的中心。霎時間，過道裏濃煙滾滾，一片漆黑。母親隱隱聽到丈夫的痛苦呻吟聲，而濃煙已讓她幾乎窒息，她返身回到房間，暈倒在沙發上。與此同時，另一間艙裏，我和元錚也看到了濃煙，我們從窗口逃出去，然後飛奔過去救父母和妹妹，母親被救了出來，發現父親時，他已經昏迷不醒，但是除了鼻孔有些黑，其他沒有燒傷的跡象。母親當時昏迷後醒來，對於一天失去兩位親人的噩夢無法接受，精神近乎崩潰。
我終生遺憾的就是作為學醫的我，沒能救活父親。當時父親身體還有餘溫，但是周圍沒有任何急救藥物，醫務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所以，對於火因後來被宣傳為“是船上的電影膠片引起的”說法，我到現在也不相信。試想，電影膠片起火，肯定是小範圍，應該能控製。但這次船上的電報房、無線電通訊設備、醫務室和駕駛艙都遭失火，後果顯然是出現包括比窒息更嚴重的問題，都無法呼救、無法與外界取得聯係。這種輪船海上突然蹊蹺失火，而醫務室、電報機房和救生設備，卻發現首先被莫名其妙地全部毀掉，當時美國和蘇聯都認為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政治謀殺。雙方都指責是對方所為，但真正的凶手是誰，也許永遠無法知道。確切的死因，仍是曆史懸案。
我的外祖父是一個從內蒙跑出來的連姓氏名字都沒有的奴隸的後代，連他的李姓都是用他修北運河的勞役掙來的錢買的戶口。外祖母身材矮小，又黑又瘦。為逃避八國聯軍的追逐，她帶著幾個孩子走濕潮墳地受風濕，雙腿站立不起來，幾乎癱瘓。不少人勸說我那高大的外祖父休妻，因為老婆患重病不能自理，又生了三個賠錢貨（指三個女兒，我的大姨因手術事故早逝，我的三姨後來嫁給佩劍將軍張克俠）。外祖父不但沒有休掉病重的外祖母，還為她生火炕使之恢複健康後，接連生下了6個兒子。有的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參加了革命，和朱德老總是好朋友，還有的參加了新四軍。母親李德全在1924年與父親結婚的時候，對於父親前妻留下的5個哥哥姐姐細心照料，視同己出。她不但支持父親的事業，還是父親在艱苦條件下的知己，一生努力為中國婦女解放事業奔波操勞。早在1918年，她聽說外國人在巴黎說“中國人不值兩毛五”這句侮辱中國人的話，就非常氣憤，聯絡中國女大學生寫了標語：中國不值兩毛五，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每人值0.0000000005！的大幅標語，攤到美國校長的桌麵上表示抗議。“五四”運動中她也組織同學上街演講，支援被捕的學生。和父親結婚以後，跟隨父親還到了莫斯科見到列寧夫人等，了解蘇聯革命的進程，為中國婦女的解放事業探索經驗。抗戰時期她為組織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也做了大量的組織領導工作。
母親教育我們一定要掌握一技之長，為立身之本。外祖母的傳奇經曆，我大姨的不幸死亡（她是因患急性盲腸炎，解放前在教會的醫院做手術，因為剪刀留在腹腔內感染身亡）加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母親在重慶摔傷，到處尋醫治療效果不佳。一位重慶老中醫僅用兩服藥使得母親神奇康複的經曆，這一切，致使母親支持我學醫。我就滿足母親的心願，圓了她當醫生的夢，四十年代報考了齊魯大學醫學院。用醫學救國救民本是母親早年的學業追求，由於協和女子大學學醫的學製長與費用高，母親因為當時經濟條件的限製沒有實現，在協和女子大學隻讀了普通科的大學。但是新中國的成立，沒有學醫的她卻成了全國千千萬萬醫生的領導人。
母親在擔任國家衛生部長期間，為改善國家的醫療條件做了很多工作。她經常深入貧困地區了解情況，改善落後地區的醫療條件。母親更以國家利益為第一需要，將惟一的兒子、我的弟弟洪達送到海軍部隊，獻身國防。母親按照父親的遺願，將父親和自己的全部財產捐給了國家。我永遠難忘母親對我們子女的言傳身教，她不但一生襟懷坦白，注重品德修養，助人為樂，勤儉持家，始終保持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本色，而且教育我們子女不做少爺小姐，要向父母那樣做人。
父親有28年的日記，這是他留給我們全家最珍貴的遺產。（1949年母親已經把父親名下擁有的房地產全部捐贈國家）考慮父親的日記具有非常重要的曆史價值，我們全部捐給了國家檔案館。最終，父母留給我們的，隻有兩個黑色封麵的小本子：一本是父親的遺書，另一本，是父親親筆寫給他的愛婿羅元錚（經濟學家）的留言，我認為這是父母留給我們的無價之寶。
（馮理達口述，王作勤、高豔華整理）